王珪、魏徵：儒家诗教观的履践.doc

王珪另一首咏史诗是《咏淮阴候》：秦王日凶慝，豪杰争共亡。信亦胡为者，剑歌从项梁。项羽不能用，脱身归汉王。道契君臣合，时来名位彰。北讨燕承命，东驱楚绝粮。斩龙堰濉水，擒豹耀夏阳。功成享天禄，建旗还南昌。千金答漂母，百钱酬下乡。吉凶成纠缠，倚伏难预详。弓藏狡兔尽，慷慨念心伤。《诗法源流·咏史》云：“诗人咏史最难，妙在不增一语，而情感自深。”[16]全诗妙在全用史实，几乎“不增一语”地描述了韩信自少年落泊、择非其主到君臣契合如鱼得水，终 至时来名彰的人生历程，活画了智勇双全的一代名将的形象。他功成名就，踌蹰满志，本应分享“天禄”，但结局却是为“吉凶”所纠缠，陷入人生“倚伏”的怪圈。未二句诗人以清醒的意识深加感慨，告诫当今帝王与功臣应吸取鸟尽弓藏的、兔死狗烹的历史教训。就诗的抒情机制而言，说不上“情感自深”，其对历史的感发显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基于现实的激发。太宗建基，勋臣功成名就，如何避免吉凶纠缠、祸福倚伏的历史悲剧，形成君臣协力、和衷共济的局面，已是一个十分迫切的现实问题。贞观元年曾发生过勋臣为争名位而在朝堂大打出手的事件，李世民严肃地告 诫云：“朕览汉史，见高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尤之。……然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祖之愆。……非分之思，不可数行，勉自修饰，无贻后悔。”[17]为此，贞观元年，太宗曾命许敬宗于弘文馆教授《史记》、《汉书》[18]，从而留下了一批贞观史臣以诗写成的“读书心得”[19]。王珪此诗就是其中的一首，全诗通过对淮阴候韩信遭遇的咏叹，寄寓了深沉的讽劝。王珪仅存的二首咏史诗，一咏君德，一咏臣德，均为太宗政治思想的阐释，可见王珪的“诗歌活动”是配合现实的政治需要的，其创作动机显然是出于致用目的和补衮心态的颂上德而通 风谕，显示出很强的现实功利性。魏徵的《赋西汉诗》也是一首以汉喻唐的咏史诗，诗云：受降临轵道，争长趋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营。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此诗历述高祖、文帝、武帝等西汉时事，以及叔孙通建立礼规以显出朝廷威严的史实，强调儒家礼乐建设的重要性，除与上述王珪诗意脉相通外，又针对太宗诗中“纵情昏主多，克已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隐含的佛家因果轮回观念和志满意得之情委婉寄讽。太宗对此心领神会，褒赞云：“魏徵每言，必约我以礼。”[20]太宗诗论君德，魏徵诗论臣德 ，全然是儒家礼乐观的宣传品。此诗写得强直而又谨慎，显示出一个饱经沧桑的通人，老于世故，达于人情的特征，与早期诗“属意纵横”的风格有异，显然是后期作品，而贞观十五前后李世民骄恣有所滋长，开始“渐恶直言”[20]，魏徽亦不得不调整心态，稍隐锋芒。王珪、魏徵二人处处谨持着重臣的身份，时时不忘其“实际事业”，宫中的赋诗应酬亦成了他们进谏纳讽的机会，因此他们的诗作虽不似传统宫廷诗的堆砌词藻以颂美，但诗中亦难以见到诗人真实性情的抒发，而是基于某种现实需要而从历史事件中抽绎的一种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即使是易于导入个人情 感的抒怀诗，在魏徵那里，也被“变奏”成了政治教化的“雅言正声”。如《暮秋言怀》诗云：首夏别京辅，杪秋滞三河。沈沈蓬莱阁，日夕乡思多。霜剪凉阶蕙，风捎幽渚荷。岁芳坐沦歇，感此式微歌。此诗可能是贞观元年魏徵任谏议大夫后“安辑河北”时所作。走出宫廷，大自然风物的感召，激发了这位从事“实际事业”的政治家的审美情怀，因而这首诗也就成了魏徵现存诗中最具“诗味”之作：旧地重游，往事翩翩，被囿禁了的诗思心绪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释放，因而此诗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感发人心的力量。前六句写出京所见风物及由之所引发的感受，以暮秋萧 瑟景色烘托诗人的郁勃情思，“霜剪”二句，感觉细腻，清丽中见幽情，“剪”、“捎”二字颇见锤炼之功。可见诗人在抒发情怀时也不自觉地承受了为其所贬斥的“徐庾体”诗风。然而魏徵毕竟是一个“事业中人”，当真实情性勃发而出时，又被已在其头脑中根深蒂固的道德意识所闸住。末二句“岁芳坐沦歇，感此式微歌”，于美人迟暮式意象范型的袭用中显示出身为辅弼重臣的政治使命感。“式微”语出《诗·邶风·式微》：“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毛传》：“黎侯为狄人所逐，弃其国而寄于卫，……可以归不归，故其臣劝之。”《正义》云： “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言已之劳，以劝君归。”[21]朱熹注云：“言有陷溺之难，而不见拯救也。”[22]显然身负的君命，制约了诗人情感意绪的发抒；时时不忘的政治使命感，堤坝似的截断了情感潮水的奔涌。这一具有鲜明政治功利色彩的意象语汇在诗末中心位置的出现，使得暮秋离京的节物感受被纳入了政治功利和伦理教化的儒家思想范畴之中。身历变幻频仍的王朝更迭，陵谷沧桑的历史巨变，使贞观宫廷诗人大多具有鲜明的历史意识，在思考文学问题时，总难免用政治因素来解释文学现象，但他们毕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