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基础理论(五版教材).doc

中医基础理论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中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科学，它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受到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的深刻影响，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化，政治、经济、文化都有显著发展，学术思想也日趋活跃。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我国现存的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典籍——《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总结了春秋战国以前的医疗成就和治疗经验，确立了中医学的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基础。《黄帝内经》系统地阐述了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等问题，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其内容包括藏象、经络、病机、诊法、辨证、治则及针灸和汤液治疗等。它在阐述医学理论的同时，还对当时哲学领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阴阳、五行、气、天人关系、形神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它一方面用当代的先进哲学思想为指导，从而推动了医学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在医学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丰富和提高了哲学理论，把先秦以来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黄帝内经》中许多内容已大大超越了当时的世界水平。在形态学方面，关于人体骨骼、血脉的长度、内脏器官的大小和容量等的记载，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如食管与肠的比是1∶35，现代解剖是1∶37，两者非常接近。在血液循环方面，提出“心主身之血脉”(《素问·痿论》)的观点，认识到血液在脉管内是“流行不止，环周不休”(《素问·举痛论》)的。对动静脉也有一定的认识。以上这些认识比英国哈维氏在公元1628年(明崇祯元年)发现血液循环早一千多年。《难经》是一部与《黄帝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系秦越人所著，成书于汉之前，其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个方面，补充了《黄帝内经》的不足，与《黄帝内经》一样；成为后世指导临床实践的理论基础。两汉时期,中国医药学有了显著的进步和发展，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公元150～219年)在《内经》、《难经》等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前人的医学成就，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写成了《伤寒杂病论》，即后世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伤寒论》是中医学中成功地运用辨证论治的第一部专书，为辨证论治奠定了基础。《伤寒论》在《素问·热论》的基础上,确立了六经辨证论治的纲领，提出了六经(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的形证和分径辨证治疗的原则。《金匮要略》以脏腑的病机理论进行证候分证，记载了40多种疾病，262首方剂。它发展了《黄帝内经》的病因学说，提出：“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给后世三因学说以深刻的影响。总之，《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六经辨证、脏腑辨证的方法对外感疾病和内伤杂病进行论治，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内经》、《伤寒杂病论》的基础上，历代医家都从不同角度发展了祖国医学理论。如隋代巢元方等编著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医学第一部病因病机证候学专书；宋代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在病因学方面提出了著名的“三因学说”；宋代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又开创了脏腑证治的先河。金元时期，更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丹溪，后人称为“金元四大家”。刘完素以火热立论，倡“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能生火”之说，用药以寒凉为主，后世称他为寒凉派。他的学术观点给温病学说的形成以很大的启示。张从正认为病由邪生，“邪去则正安”，攻邪祛病，以汗、吐、下为攻去病邪的三个主要方法，后世称他为攻下派。李杲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点，治疗以补益脾胃为主，后世称他为补土派。朱丹溪倡“相火论”，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治病以滋阴降火为主，后世称他为养阴派。总之，刘、张、李、朱四家；其火热论、攻邪论；补土论、养阴论，立说不同，各有发明，各有创见，但都从不同角度丰富了中医药学的内容，促进了医学理论的发展。明代赵献可、张景岳等提出命门学说，为中医学的藏象学说增加了新的内容。温病学是研究四时温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及其诊治方法的一门临床学科，是我国人民长期与外感热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温病学理论源于《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书，经过汉以后历代医家的不断研究、补充和发展，逐步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明代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提出，“温疫”的病原“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成”，其传染途径是从口鼻而入，不是从肌表而入。这对温病(特别是温疫)的病因学是个很大的发展。至清代，温病学的理论日趋完善，叶天士、吴鞠通等温病学家，创立了以卫气营血、三焦为核心的温病辨证论治理论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