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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战到金融危机：谈牺牲与服务 当去年11月奥巴马在芝加哥发表竞选获胜演说时，他提醒自己的支持者竞选还没有结束。他说，“竞选获胜本身并不是我们追求的变革，它只是我们实现变革的机会。如果我们因循守旧，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没有新的服务精神，新的牺牲精神，变革就无法实现。”这并不是奥巴马第一次提出牺牲的概念，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牺牲和服务的字眼曾多次出现在他的竞选中，同时也是他自参选以来设定的主旨之一。 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日益加深，其他领导人也开始响应奥巴马的提法。当纽约州州长大卫·帕特森（David Peterson）最近提出削减州雇员福利时，他指出现在需要尝试调整人们的期望：“我们承诺得太多，而要求的牺牲太少。我们应该改变目前的文化。”爱荷华州州长切特·卡佛（Chet Culver）同样也说，“我们现在面临着共同的挑战。所以我们必须接受现实和共同做出牺牲。” 奥巴马把这种牺牲精神定义为新的，新的也就是以前没有的。奥巴马、帕特森和卡佛都认为，美国这个民族将来要继续生存下去，我们就必须教导美国人要有牺牲的心理准备。但在美国历史上，牺牲一直是危机时刻团结一致的理想，政府也一直利用这个理想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事实上，曾经规模很小的联邦政府是如何不断扩大，扩大再扩大的，与牺牲如何自然成为政府提供服务的终极形式是密切相关的。 这个密切相关的故事就是《苦难共和国：死亡与美国内战》（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 Death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一书的主题。德鲁·吉尔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的这本书引人深思，并跻身“全国图书奖”决赛。现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福斯特是美国19世纪的历史学家，专门研究战前的南方与南北战争。福斯特花了十年的时间写《苦难共和国》，这本书也代表着她研究美国历史中最重要时刻的巅峰业绩。作为题名2008年“全国最佳图书奖”决赛和去年最佳书籍，福斯特的研究具备了最佳历史书籍的典型特征：即这本书不仅剖析历史，对现实也具有启发意义。 福斯特认为，在内战中，“牺牲和国家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内战中牺牲的62万名士兵是书的主题。她的书不仅描写了军官和士兵如何面对死亡，还有在这场被现代化武器、传染病和看不到结束的未来所包围的战争中，他们的家人甚至政府是如何面对这场越来越反复无常的大屠杀。 福斯特指出，南北战争中牺牲的美国人比美国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墨西哥战争、西班牙-美国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中牺牲的美国人加起来还要多。“2%的美国人口（相当于现在的600万人）在这场人们本以为数周就能结束的战争中丧命。而其中有半数左右的士兵都是所谓的“无名英雄”。但这些数字只是个大概。不论南方还是北方都没有保留牺牲人数的准确记录，当然他们也没有系统来通知这些阵亡将士的家人。没有人专门承担准确记录的工作。在这场一日伤亡人数就可以达到上千人的战争中，交通运输和埋葬也成了大问题。无法系统性地清点阵亡人数，也没有成熟的机制可以把尸体运送回家。没有标记的大型公墓随处可见。许多人就在自己倒下的战场上死去，然后腐烂。 我们生死同穴 在这场分裂和破坏性的战争中，曾经极为残酷和无可奈何的死亡成为非常普遍的经历。没有任何一个家庭可以逃过战火的硝烟；虽然战争从政治上和地理位置上都造成了美国的分裂，但它却通过共同承受失去至亲的悲伤的形式把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福斯特在书中描写了平民和士兵如何互相帮助，穿越敌军的封锁，帮助家庭寻找失踪的亲属，写信甚至在报纸上等寻人启事登。她还描述了围绕战争惨重伤亡产生的创业精神。 由于人们急于知道亲人的下落，也急于给离世的人好好安葬，一系列的家庭手工业应运而生。有私家侦探所帮助寻找失踪的士兵，也有运输公司专门负责把死者的尸体运送回家（有家公司甚至还推销可以用冰馆解决长途运输问题）。殡仪馆推出尸体防腐技术，因为人们愿意付高价处理死者遗容，以使他们看上去仍能保持鲜活的面容。可怕的战场旅游业也逐渐发展起来，游客们聚集在一起，在死人堆里小心翼翼地走着，有些人在寻找至亲，还有人甚至乘机抢劫、刺探消息和寻找刺激。 福斯特指出，“打着服务的幌子……这场毁灭性战争的暴力得以合理化，因为它被塑造成为民族主义者的工具和基督教徒的使命。”她还说当一切都结束之后，死者的绝对数字对于以人权的名义利用了这场服务（以及服务包含的牺牲）是一种特殊的义务。南北战争是一种特别的战争。它是一场深奥的哲学战，一场围绕做人的意义，公民权利的范围，生命自身的价值以及所有人应当享有的基本自由的战争。这些都让人们想起政府对士兵生命的无情（或者说完全是习惯性的）蔑视。随着战争的继续，战争为人权而战的理论与其极不人道的事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迫使政府改变自己的做法，不能再把士兵当作是庞大战争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