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靠父母靠自己》》.doc

不靠父母靠自己 扎根农村创业绩 ——记老校友马中元 1956届高三3班 刘炳星 在我的中小学校友中，跻身政坛、官居要职、名声显赫者为数众多；学有成就、成名成家者也不乏其人。然而，其中也有一位在50年代中期就毅然辞别大城市回乡务农、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回乡知青，他就是唐山市开平区越河乡中王盼庄村民马中元。 记得还是在1949年的秋天，我从山西来到刚刚解放不久的北京（当时叫北平），经组织介绍，到当时的华北育才小学（现为北京育才学校）六年级插班学习，通过同班学友马宝玺（即马建民），认识了低我一年级的马中元同学。 马中元时年15岁，高高的个子，长得膀大腰圆，颇为壮实，浓眉大眼、红扑扑的圆脸膛，给人一种憨厚朴实的感觉。 当时的育才小学，是从老区随军进京的一所实行供给制的干部子弟小学。长期战争环境，学生们的家长无法顾及自己的子女，学校就是孩子们的“家”，校领导及老师们犹如学生的家长，同学之间长期生活在一起，亲如兄弟姐妹。所以，我与马中元虽非同级同班，相互之间也是比较熟悉的。 1950年我小学毕业，考入当时的北师大附中二部（北京101中学前身），次年马中元也进入该校，我们又成为中学的校友。 1954年前后，初中还没毕业的中元，在一次体检时发现患了肺病，学校当即送他到位于北京西山的温泉疗养院疗养，等病愈继续上学。当时学校实行供给制，住院治疗的一切费用全由公家负担。中元在疗养院住了一个月就呆不下去了，他考虑再三，认为自己有病既不能学习，更不能工作，住院疗养每月花费很大，还不知何日能痊愈出院，与其给国家增添负担，还不如干脆回乡下老家去养病，这样既能减轻国家负担，又可借助农村的田园风光早日康复。决心下定后，中元和他的父母商量，当时任中央教育部教育处处长（建国初期部下面无司局）的马印秋非常赞同儿子的想法，于是，中元在父母的支持下，毅然离开了人们向往的热闹繁华的首都北京，只身回到故乡—唐山市越河乡中王盼庄。 当时的农村还比较落后，识字的人很少，乡亲们写封平安家信都要找乡间稀有的“秀才”（高小毕业生）代笔。其时，中央政府也正在农村大力开展扫盲运动，初回家乡的马中元自报奋勇当了扫盲夜校的义务教员，村里要给他报酬，他坚决不要。 1956年，席卷全国农村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也来到中王盼庄，原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初级农业合作社，纷纷合并为规模较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高级农业合作社。中元深深被农村这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农业改革运动所吸引，他憧憬着中国农村美好的未来，向往着投身到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干一番事业，但这样就意味着要放弃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就要终生远离父母，就会失去升学的机会，就要在农村生活一辈子。何去何从？此时中元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 当他举棋不定、犹豫不决之际，敬爱的周总理1953年5月24日视察101中学时对同学们的讲话又在他的耳际响起：“……你们的父辈为人民流过血、立过功，但他们是无产阶级战士，既没有什么遗产留给你们享用，更不会留给你们任何特权，如果说他们给你们留下了什么，那就是一副更艰巨、更光荣的革命重担。”“你们的父母都一直和劳动人民在一起，他们是在劳动人民中成长起来的，你们可不许不劳动，不许脱离劳动人民…… ”。 当年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谆谆教诲，又一次在他的思想中产生了很大的震动，绵绵思绪又将他带回到解放前苦难的童年。 1934年8月，时任中共北平地下党工委书记的父亲马印秋（当时叫马国良）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中元恰巧也在这年这月出生。一直到1948年12月12日唐山解放后，时年14岁的中元和母亲才被父亲派人从唐山接到当时的太行解放区，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父亲。在40年代中国苦难深重漫长的岁月里，作为职业革命家的父亲根本不能顾及自己的妻儿老小，家中一贫如洗的中元母子俩为了生活，来到唐山市小山商业区，母亲长期给一位姓薄的私人织布厂老板端茶倒水、洗衣扫地当“老妈子”，年仅11岁的小中元在薄老板的织布厂当童工，打线穗，每天得干11个小时以上，没有分文报酬，只能混口饭吃。一次因他干的活儿没让师傅满意，遭到师傅毒打，生性倔强的中元一怒之下，砸了线穗一走了之。后经人介绍，他又到小山有名的“渣粥李”粥铺作小工，寒冬腊月，冰天雪地，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要与大人抬着一大桶粥去卖，其艰辛可以想见。一次，小中元不慎滑倒在地，撒了粥，惹恼了东家少爷，对小中元又是一顿拳打脚踢，中元也不示弱，拿起工具箱中的扳手，就向恶少砸去，结果又一次丢了饭碗。此后，他还到过当时位于小山大街的瑞相回民饭馆当小堂倌，也是只管饭，不给工资，苦日子一直熬到唐山解放。是共产党毛主席把他从灾难深重的童年解救出来，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哪有他的今天。现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急需文化、知识，这不正是自己报效党、报效国家的时候吗？想到这里，中元下定决心回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