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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缩短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吴景深??刘振天 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刘振天 嘉宾：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吴景深 ■编者按 11月中旬，在教育部对某“985工程”高校进行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振天得以与此番受邀以境外专家身份参加评估的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助理吴景深教授进行了深度交流。吴教授本科就读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后到德国汉堡工业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著名高校留学和工作，1996年至今担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三年前受聘内地某知名大学试点学院外籍院长，是一名中西会通的知名专家。刘振天教授以专家身份对专家进行的“访谈”，有着不同于媒体人采写的视角与深度，本版特邀他来做一回栏目主持人，并希望这样的形式能在专家学者中得到认可、推广与参与。 办大学需要远见和智慧 刘振天：内地高校评估，指标体系中的第一项就是办学思想与目标定位，是建设和发展研究型大学，还是为地方经济社会服务的应用型高校。请问吴教授，就这一点您的看法是什么？ 吴景深：欧美和香港的高校也十分重视大学的目标与定位，不过，他们更愿意把目标和定位称作大学的使命或愿景。不管你是研究型、学术型的，还是教学型、应用型的，也不论是世界一流还是国内一般水平，作为大学，都应该有自己的方向，都应该有超前思维和战略思维。在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同时，更加注重对社会的引领和导航。大学之大，就在于视野和胸怀宽阔，不局限于一己之见；高等教育之高，就在于立意高远，不拘泥于当下之功。要主动研判社会发展趋势，分析其利弊得失，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掌控社会发展目标和进程。知识经济时代，社会既不是被动的存在物，也不是单纯的决定者，社会是人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过程与结果，因此，人们对未来社会，可以预见、可以构建、可以制造。其中，大学凭借其知识、思想、智慧、人才和技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充当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归根到底，大学是要培养有远见卓识的、有责任感的、富于创新与进取的人才。要围绕社会发展进行不同层面的研究，以此作为大学学科发展的选题和教学改进的依据。比如，香港科技大学的“信息技术中的应用理论和高性能软件”“大规模科学计算”以及“环境友好现代混凝土的基础研究”就属于超前性的研究，不仅紧跟美国等国的超一流大学的研究动向，也不仅把握其现在研究课题，还更关注可能的研究课题。总之，要反对浮躁虚夸的、过于追求当下那种立竿见影式的政绩化教育和研究，要耐得住寂寞、安定住心绪，认准目标孜孜以求，就会结出硕果，否则将在根本上伤及大学自身。 让教师安心体面地教书做学问 刘振天：你一年之中，一半的时间在香港工作，另一半时间在内地工作。两边的大学观念不同，体制机制不同，工作思路和做法不同，请问在香港工作和内地工作有何区别、有何感受？ 吴景深：最大的不同，是在香港自由支配的时间多，比较清静比较单纯，但在内地用于应酬和协调的关节过多，比香港忙、累，所以，我十分理解和同情内地高校领导或教师的境遇，毕竟工作和办事要克服很多困难。香港高校的教授地位相当高，无论是校长、副校长还是院长，如果他是教授，那一定要把教授的名衔放在最前面，其次才是职务。大学教师、行政与辅助人员，待遇好，收入丰厚，社会保障健全，每一个人都能非常体面地工作和生活，不必为生计所累，也不必为琐事操心，可以一心一意地、从容不迫地教书和研究。香港人的契约意识非常强，人们都习惯地按照规章办事，不必事事等待领导过问和督促。在制度设计上，确保目标清晰、责权利分明。比如教授要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只需要给学院办事员（如教学秘书）发出一个邮件说明情况，办事员就会按照规定程序把所有的事情办妥。教授申请课题、报销、从事研究，涉及服务之事，辅助人员会自觉做好，不需要教授本人忙活。不同部门的配合也非常顺畅，很少存在相互推诿、刁难等现象，不仅工作效率高，心情也舒畅。 香港的大学重视教师教学评价和研究评价，而且评价程序十分严密，要求非常严格。但评价前提是尊重学术规律，评价周期相对较长，通过评价促进教师学术成长与进步。香港科大学术评价，很少强调短平快式的研究，不重数量重质量，不搞计件制和工分制，教学或科研成果一般不与奖金挂钩（通常颁发奖状）。研究选题多尊重学者个人兴趣与专长，获得立项资助的课题研究允许失败，也可以没有公开发表的著作或论文，前提是理由充分。晋升教授岗位全球竞聘，学术成果不论发表级别，但必须获得相同领域若干名世界顶尖专家学者的认可（匿名评审）和答辩通过。 大数据时代要以学生为中心 刘振天：香港科大的教授如何教学？怎样才能培养一流人才？这是我非常关心且急于向吴教授讨教的问题。 吴景深：重要的是改变教学观念和模式，变“教师教”为“学生学”，以学生为中心。这必须有制度做保证，措施和行动同步跟进，否则容易停留在口号上。在香港科大，以学生为中心是学校的基本信条，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