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同光中兴”时期儒学典籍出版初考.docVIP

清代“同光中兴”时期儒学典籍出版初考 　　【摘要】“同光中兴”是近代中国社会走向没落前的回光返照。这个时期，虽然清朝的统治阶层将学习西方的思想落实到了实践层面，但这种学习仍然停留在器物和技术方面，社会正统思想方面还是坚持将儒家学说作为“中兴”的思想支柱。在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儒学典籍出版呈现新的特征。 　　【关键词】“同光中兴”；儒学典籍；出版 　　【作者单位】刘赫男，通辽职业学院。 　　从同治元年到光绪二十年（1862―1894）前后32年间的“同光中兴”，是近代中国社会走向没落前的最后一次抗争。在这一时期内，面对国家和民族的危难，清政府在“中兴名臣”的推动下推行了一系列自救的政策措施，使腐朽的大清帝国在衰败道路上出现了短暂的反弹，形成史学界所说的“中兴”局面。当时，由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和客观技术条件的限制，清政府提倡的儒家主流思想传播主要依靠图书的出版和流通来实现。于是，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技术条件给这一时期的儒学典籍出版带来了新的机遇，儒学典籍出版在新印刷技术的影响下呈现新的特点。这是儒学典籍出版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一、“同光中兴”与儒学典籍 　　“同光中兴”时间上是指从1862年到1894年前后的32年。人们通常认为“同光中兴”即所谓的洋务运动，然而从“同光中兴”的实际内容来看，洋务运动只是其中的经济部分。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完整概括“同光中兴”的内容：军事上，包括平定西北、云南、捻军以及太平天国四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政治上，在短时间内重建了清政府在西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因战争遭受破坏的行政管理系统；经济上，通过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振兴了鸦片战争以来不断下滑的封建经济，中国经济近代化开始起步。 　　在笔者知识范围内，关于什么是儒学典籍，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辞海》对儒学的解释为儒家的学说。这一解释虽然无误，但难免过于简单和狭隘。《中国儒学》对儒学的解释为儒学是孔子所创立、后儒所继承发展的以仁爱为核心、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儒家学说。按照上述两种观点，儒学典籍的范围可宽可窄。从宽泛的角度来看，古代经史子集中受儒家学说影响、占了大部分的典籍都属于儒学典籍。本文对儒学典籍的界定，其范围仅局限于四部分类法中除去小学类的整个子部和经部的儒家著作。 　　二、“同光中兴”时期的儒籍出版主体 　　1. 官方儒籍出版 　　“同光中兴”时期，官方的儒籍出版主要是以官书局作为出版主体展开的。在同治以前，儒籍出版主要以中央的武英殿和地方各级学校、书院、官学为出版主体。同治以后，由于东南地区在战火中遭受极大破坏，各种地方书籍出版机关荡然无存，传统的出版机关和技术已经难以满足“中兴”对迅速恢复文教的要求。于是，清朝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出版工作，其以大型文集的校刻为起点，成立了一批官书局，作为官方儒籍出版的主要机构。著名的书局有金陵书局、正谊堂书局、长沙传忠书局、江苏官书局、广雅书局、广东书局（又称羊城书局）、江西书局等。目前所能查到的资料显示，当时官书局刻印的儒籍共计578种，占据了同时期刊刻总量的19.01%。其中经部儒籍为423种，子部儒籍为155种。这一时期的官书局刻印儒籍主要以经部儒籍为主，同时兼顾子部儒籍的刻印出版，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 　　2. 书院儒籍出版 　　同治以前，书院是地方儒籍出版的主体；同治四年以后，清朝地方政府一边成立官书局刻印儒籍，一边同时恢复书院作为儒籍刻印的重要场所。这一时期的书院以江南地区的书院为主，其他地区有所发展，但是由于官书局的兴起，书院失去了以往刻印儒籍的重要地位。整个“同光中兴”时期，书院刻印儒籍总数只有138种。书院失去刻印儒籍优势地位的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官书局的成立，二是各种原因造成的书院经费不足。 　　3. 私人儒籍出版 　　除官书局和半官方性质的书院刻印儒籍之外，还有以个人作为主体的私人儒籍刻印出版。私人刻印儒籍可以分为以营利为目的的书坊刻书（坊刻）和侧重思想、学术推广的私宅刻印（私刻）。目前可以区分的当时坊刻儒籍有298种，其中经部有266种，子部有32种。私刻儒籍有839种，其中经部儒籍为584种，子部儒籍为255种。在“同光中兴”时期，私人儒籍的出版尤其是坊刻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新的印刷技术――石印印刷术的引入，二是新的出版单位――石印书局应运而生。这些新特点标志着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兴起。 　　三、“同光中兴”时期的儒籍出版类别 　　1. 儒经的翻刻 　　“同光中兴”时期，儒经翻刻是儒籍出版的主要方式，官书局的基本工作就是儒经翻刻。据统计，整个“中兴”时期，官方和私人的儒经翻刻共计刊刻正经正注415种，其中编入合刻本的正经正注为271种，编入杂篆丛书和单行的有144种。儒经的翻刻数量在当时出版的全部儒籍中占了13.12% 。其中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