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制度书评.doc

[一] 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以现代历史学家独有的眼光，重新审视了门阀政治的产生、兴盛与衰败的全过程，并提出了严格的门阀政治仅存于东晋一朝的新观点。全书以东晋几大门阀士族的兴衰为叙述基本，从中窥探门阀政治的内在模式与变化规律。这几大士族包括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与太原王氏。除了门阀士族，本书也大篇幅论述了京口重镇的经营与流民帅问题。笔者于前几日浅读此书，自觉个中观点新颖前瞻，学术价值极高，故而著文以概述本书观点，并欲略谈笔者浅识。本书从门阀政治的开端，即“王与马共天下”讲起，从两晋之间社会大背景出发，阐述了门阀政治产生的社会条件。“王与马共天下”的雏形形成于西晋八王之乱末期成都王司马颖与东海王司马越对峙期间司马越与王衍的结合。东海王司马越与琅琊王衍的结合，既有地域相系的原因，又是政治结合的结果。不过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此时的琅琊王氏只是司马越幕僚中重要士族之一，并未达到东晋“共天下”的局面。而从司马越阵营中分化出的司马睿与王导的结合，才真正成为门阀政治的开端。继之而起的是颍川庾氏。以庾亮为代表的颍川庾氏是门阀政治的巩固者。书中着重描写了颍川庾氏与琅琊王氏在地方与中央权力上争夺的激烈状况，焦点在于江州的争夺。随后是谯郡桓氏和陈郡谢氏，这两者把东晋门阀政治推向高潮，着重表现为淝水之战的胜利。孝武帝时期，门阀政治逐渐衰落，表现为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等皇族谋求皇权振兴并使皇权政治逐步走向正轨。随着太原王氏的衰落，门阀政治走向了终点，北府兵将领刘裕和道教徒孙恩、卢循成为其掘墓人。田余庆先生在书中始终强调，门阀政治存在的一大条件是皇权不振。自琅琊王司马睿移镇江左，他急需依靠琅琊王氏在侨姓士族中建立声望，并且在吴地立住脚跟。司马睿本身的声望较卑微，对门阀士族的依赖性就更深。这就为东晋一朝皇权不振的局面买下了伏笔。而门阀士族通过与皇族的合作，提高了社会声望，增强了社会影响，更助长了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从这一点中可以窥见到皇权政治与门阀政治间微妙的关系。田先生把门阀政治称为皇权政治的变态，总体上仍然把它归结于皇权政治。这也是终东晋一朝皇权虽微，国鼎犹存的原因，门阀士族依然需要依靠微弱的皇权来维持家族地位。门阀政治存在的另一个条件，即为士族专兵。书中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京口重镇的经营问题，并且始终可以窥见荆扬交锋对东晋政局的巨大影响。郗鉴经营的京口重镇成为士族之间全力争夺的焦点。而流民帅出身的郗鉴也很好的起到了士族之间、尤其是荆扬士族之间的缓冲作用，成为拱卫建康京师最重要的武装力量。而此后谢玄组织的、依靠京口兴起的北府兵，成为淝水之战的中坚力量，并且在刘裕的带领下成为晋朝的掘墓人。此外，荆州的军事力量主要依靠襄阳一带的流民武装，成为荆州与扬州中央相抗衡的重要砝码。从士族专兵中，我们可以看到流民帅与士族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东晋最重要的武装力量来自流民，最重要的政治角色属于门阀士族。士族为保持其在东晋朝廷的独特地位，必须手握重要兵权，因此有士族与流民帅的合作，如郗鉴与琅琊王氏的合作。同时，掌握兵权的流民帅与士族并非完全一个阵线，双方也不属于同一社会阶层，在共同利益上毕竟有所出入，因此两者又有相互猜忌甚至敌视的情形，比如苏俊祖约的叛乱。本书中也着重强调的一点是，门阀士族一个重要的原则在于各种力量的相互平衡。构建这种平衡格局的关系主要包括皇族与门阀士族的关系，门阀士族与流民和流民帅的关系以及门阀士族之间的关系。皇族衰微，却依然维持，门阀士族依然顾及晋朝名位的存在，这从门阀士族反对桓温篡晋可见一斑。流民帅与门阀士族的平衡上文已简述。至于门阀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一种对内的激烈竞争和对外的共同对敌。内部的竞争体现为家族利益在国家政治格局层面中的矛盾。外部的团结对敌表现在对待北方少数民族与国内其余有碍门阀政治的政治势力上，例如淝水之战下桓氏与谢氏的合作，以及士族门阀对王敦第一次叛乱的暗中支持。如上所说的格局若有一条被打破，那么也就宣告着门阀政治即将走向终点。这种迹象首先表现在皇族谋求振兴皇权打破了皇族与门阀士族之间的平衡，其次又有广大低等士族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冲击了门阀士族垄断的旧有政治格局。东晋朝最后一个门阀士族——太原王氏成为中央内部皇权与相权争夺的砝码，门阀与皇族主客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昔日荆扬门阀专兵的场面不复存在。低等士族的代表刘裕与孙恩，一个依靠京口北府兵，一个依靠宗教，相继在舞台上崛起，最终结束了东晋门阀士族。如前述，田先生把门阀政治称为皇权政治的变态，有其暂时性与过渡性。门阀政治产生的条件有其外部民族原因，更是中华文明内部的一次过渡性整合。中华文明的主线是皇权政治，门阀政治也是皇权政治的一部分，只不过是在特殊的历史际遇下出现了变形。但是不论如何，门阀政治带给了古老的中国一种很有创新性的社会格局，在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