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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殖民现代性之我见 摘要：计璧瑞《文学书写中的殖民现代性表征及其文化政治寓意》一文失误在于，一是前提错误，认为“日本据台成为台湾接受现代性的开始”，低估了刘铭传奠定的台湾现代化基础；二是在论证方法上有的地方以偏概全，以个别性取代了普遍性。 关键词：“殖民现代性”；前提错误；以偏概全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63（2012）3—0008—03 doi编码：103969/jissn1008—0163201203002 某刊2010年第3期刊发的计璧瑞《文学书写中的殖民现代性表征及其文化政治寓意》一文（以下简称《寓意》），有的地方虽然看似客观地指出对立双方的观点，但在基本上肯定并论证“殖民现代性”时却出现局部失误。本文仅述一孔之见，以就教于作者。 一、前提错误 为了证明日本殖民者给台湾带来了现代化，作者首先设置了一个假前提：“按照研究者关于现代性社会制度性维度的分析，台湾社会现代性的出现应从日本殖民以后开始。”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在治理台湾期间从事的许多现代化建设成就不能视而不见，于是，《寓意》断言：“尽管刘铭传在台湾从事了诸多现代化建设，如修建铁路、设立邮局等，但制度层面的变革却付之阙如，现代化建设并未动摇封建社会基本结构，这些施政方针没有可能促使原有的前现代社会自然发展为现代性社会，刘铭传卸任后其洋务运动多项举措被迅速废止就是证明。刘铭传新政因‘人治’而难以为继，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性社会结构和权力体系的缺失。日本据台成为台湾接受现代性的开始……” 据我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事实远不是像作者所说的那样。在刘铭传逝世百年之际，安徽省社科院等许多单位曾联合举办了大型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海峡两岸纪念刘铭传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在这部论文集中，专家们对刘铭传的新政作了认真研究，如沈葵在《19世纪末皖台经济近代化比较》一文中把那时的安徽省与台湾省比较，认为台湾在短短数年内就在经济上超过安徽，速度是十分惊人的。还有的学者认为台湾不光在经济建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而且在制度建设方面也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宽松的政策使得贸易额有了快速发展。如张缨认为：“台湾地区近代化始于19世纪后期。它是融‘内地化’、‘西化’和‘台湾特色’于一体的‘台湾式近代化’。这种模式不仅在当时取得斐然成效，使台湾由一蛮荒落后区域一跃而为全国‘模范省’，奠定台湾近代化基础，而且深刻影响和决定台湾日后近代化的走向和社会发展方向。对台湾近代化模式卓有贡献的，当首推刘铭传。”[1]到刘铭传卸任时，他已经“建立起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政治统治秩序，基本建构出仿效西方近代化诸国的近代经济体系，将中华文化和西方工业文明结合，提升、改造着台湾民众的世界观和社会价值观。……连日本在侵占台湾前后派至台湾审慎考察的密探也不得不承认，当时台湾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日本。”[2]由此可见，刘铭传在台湾只进行经济建设而无制度改革，这是违背历史事实。 其实，《寓意》的这一观点根本不是作者的发明，早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岛内就曾发生过一次关于谁是台湾近代化奠基人的论战，起因是一份倾向台独的杂志刊出一篇题为《台湾近代化的奠基者——后藤新平》的文章。论战结果是不了了之。后来，台湾《立报》社主笔李复中在上述海峡两岸纪念刘铭传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撰文说：“台湾近代化的奠基和发展，确实与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以及日据时代第四任总督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文中引用日本学者矢内原忠雄博士的话“刘铭传的清赋事业大致具有资本主义开发之先驱的意义”。文章在比较了二者的现代化模式后做出结论说：“刘铭传与日据时期后藤新平的‘殖民统治体制下攫夺’方式，有着根本上的极大差异。”诚然，后藤新平为代表的日本殖民者在教育、法制上有过政绩，但这种教育和法制是建立在对殖民者歌颂和保护、对被殖民者欺骗和欺凌的基础上的。在当时台湾人眼中，台湾人与日本人实际上有着天然的鸿沟。正如李复中所说：“我们也切莫忘了后藤新平曾经诱杀了台湾抗日志士（日人指为‘土匪’）万余人，而所谓‘云林事件’及其他不见记载的，更高达数万人以上。后藤新平的‘新政’背后，隐藏着这么一大段台民血泪史，则即使是他的新政也有一番成就，但这毕竟是‘外示开明、内实阴狠’的白色恐怖式的近代化啊！”[3]日本在台湾进行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始于上个世纪20年代，比刘铭传晚了约四分之一世纪，是刘铭传奠定了台湾现代化的基础。可以预料，如果没有日本侵略，台湾会更快地且不是以被侵略、被殖民的方式进入现代社会。 二、论证有误 《寓意》阐述道：“就文学中显现的殖民现代性表征而言，大致有三种形态：现代医学（医生）、法制、教育；器物等外在物质形态（水螺、汽车、都市景观等）；生活习惯、语言等。第一种具有观念、制度、精神层面的现代性意义，同时直接对日常生活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