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司法吸纳公民参及价值及其改进.doc

转型时期司法吸纳公民参及价值及其改进摘 要：以河南、陕西法院为代表的一些地方法院为适应司法改革的需要，创新司法审判模式，吸纳公民参与司法，接连引发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阵阵争议。司法职业化是实现司法独立的有效保障，理所当然应当是司法审判模式创新的主导方向。但司法职业化固有的一些弊端阻碍司法改革进程也不容忽视，公民对司法审判的有序参与则正好可以起到弥补作用。因此，改进公民参与模式，实现公民参与与司法职业化的辩证统一，应当成为中国司法审判模式创新乃至整个司法改革取得成功的有效路径选择 关键词：转型时期；司法；审判；司法职业化；公民参与 中图分类号：D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1）05-0103-05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凸显，要求司法改革以应对各种纠纷的顺利解决。在司法改革的浪潮中，司法审判模式创新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当前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备受关注的热点。公民是否有权参与司法审判，以及公民参与司法审判是否会阻碍司法职业化的进程等问题都是争论非常激烈的话题，因为它不仅牵涉到一国确立什么样的司法审判创新理念，更关系到一国司法审判模式创新道路的选择。最近，在河南首试陪审团参与死刑二审引发“四不像”陪审团的争议尚未平息之际[1]，由药家鑫案牵扯进来的陕高法[2008]185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征询旁听庭审公民对案件裁判意见和建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为《陕西高院规定》）又引发公民能否参与审判活动的争议波澜[2] 综观该案审判模式的争议焦点，涉及到的是公民参与司法与司法职业化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一对关系，学界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纯粹司法职业化模式观。这种观点认为司法应当以既定的法律为依据对案件加以评判和裁决的过程。无论是“法律事实”，还是相关法律的适用，都是通过理性的调查和专业化的推证所获得[3]。因此，法院的司法过程不应当吸纳公民参与，否则，非专业、非理性的因素会严重干扰司法裁判的公正。（2）司法吸纳公民参与说。这种观点主要来源于司法实务界，如上述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东就认为要提高法院裁判的民意可接受性。支撑这种观点的主要理由是法官不能成为机械依据既定法律得出裁判的“自动售货机”，否则，裁判无法被当事人和公众尊重和信赖，不仅不会对社会和谐起到促进作用，反而可能成为新的社会冲突的爆发点[4]。从司法实践来看，近几年发生的张金柱案、刘涌案、邓玉娇案、胡斌案等都打下了公民参与的烙印。那么，公民参与司法运作是否会影响到司法职业化的进程？公民应以何种方式参与司法审判？这些问题是摆在法学理论界尤其是实务界面前的时代课题 二、公民参与：弥补司法职业化不足的有效路径选择 司法活动是一门技艺[5]，要求法官运用法律专业知识和推理技艺判定一个具体案件与抽象规则之间的差距，进而裁决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这就需要一个具有这样特征的法官群体：具有共同的法律语言、法律思维方式、推理方式及辨析技术、业务特性、知识技能等，也即实现法官职业化。近30年来，我国在法官职业化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改革成果。然而，人们用审视的目光总结与反思司法改革的得失时，却也看到了这些年司法改革不如人意之处，诸如司法与民众相脱离、程序公正无法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司法监督的无力、司法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纠纷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司法改革在奉行法官职业化的同时，忽视了吸纳公民参与司法。司法吸纳公民参与，是实现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有效保障 （一）防止法官职业封闭，更好满足社会的需要。“三尺平台决百讼、一纸判决安万民”，法官判案不仅可以影响或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甚至可能会摧毁一个单位、冲击一个国家的命运。所以，法官职业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胜任和担当的，这个职业必须需要接受专门的培训和特别的训练，拥有一套专门化的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从而确保其知识化、专业化、职业化。这些法官们经历同一化的培养之后，一般而言，可以更好地熟悉各个方面的法律运作，但同时，又极容易导致法官职业的自我封闭、让司法披上神秘的外衣，由此也会产生苏力教授担心的后果：“法律职业的专业化有可能出现、而在一些市场经济国家中实际上出现了的另一个负面作用，即法律行业的垄断。法律本来是世俗的活动，为了解决人们的纠纷，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联系；但随着法律的职业化专业化，……法律活动变成一个普通人除了依赖于法律专门人员之外无法也没有时间涉足的领域。”[6] 职业化的法官虽然熟谙法律事务和实践操作，却无法感受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民众的需求。公众参与审判过程，能够反馈真实的生活和民情，能够帮助法官洞察并把握社会发展的走向，把法律规范置于社会的大框架中，从而更准确地理解和适用法律。尤其我国广大农村还处于费孝通先生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