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合同的效力判定路径之辨识（下）.docVIP

　　违法合同的效力判定路径之辨识（下） 关键词: 违法/无效合同/强制规范/社会公共利益/利益衡量 内容提要: 《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及其司法解释对于纠正“违法即无效”的错误认识曾起到了历史性作用。但现有的学说及现行立法在就违法合同效力的判定路径上却存在着方向性的偏差，于司法实践并不具有真正的指导意义：区分民法内的强制规范与民法外的强制规范而异其效力，在我国并不可行；通过语义分析尚难以发现强制规范之所在；而将违法之“法”简单缩限为“法律、行政法规”上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不妥当，亦难以操作，且于价值及逻辑层面多有疑问；此外，将违法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予以并列，在逻辑上也有不合。故应将违法合同的效力判定纳入《合同法》第52条第4项，通过规范目的的发现及利益的衡量来最终确定违法合同的命运。 四、华而不实：区分效力性强制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的无益性 在合同无效的规范依据上，学说不仅将“强制性规定”限定在法律、行政法规的位阶，而且还进一步将“强制性规范”区分为效力性强制规范（以下简称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而异其效力。这一区分在传统民法上甚为显赫。史尚宽先生曾认为，强行法得分为效力规定和取缔规定（即纯粹管理规范）。前者着重违反行为之法律行为价值，以否认其法律行为效力为目的；后者着重违反行为之事实行为价值，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即指对于违反者加以制裁，以防止其行为，非以之为无效者。[1]虽然我国民事立法没有明确此种区分，但学说却多予肯认，[2]并且在学者的努力下，司法实务也有予以采认的倾向。[3]新发布的《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就明确指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然而，立法上的“层层推进”，却给我们的法官们带来了新的困惑，因为“究竟是否为效力规定，通常规定的文句并非明显，因此，如何判断具有效力规定性质就成为了问题。”[4] 对此，现行法及比较法上都未有明定。在日本，“效力规范”主要是指民法以外的强制规范中的效力规定，而民法上的强制规范则称为强行规定。[5]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理论上的“效力规范”并没有刻意作民法内和民法外的区分。[6]如果考虑到我国民事立法在法律性质上的复杂性，以及民法内的强制规范也会对合同的效力产生影响的事实，则日本学说上的认识显然不足借鉴。实际上，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的意图并不在于区分民法内或民法外的强制规范问题，而在于区分强制规范本身对于合同（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问题。因此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的重点在于从现有的强制规范中发现纯粹管理规范，从而尽可能地减少合同无效可能性。这样看来，适用《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的关键在于识别出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那么，纯粹管理规范又是什么？ 纯粹管理规范（ReineOrdnungsvorschrift）一词源于德国法，是指仅仅为了实现“公共秩序”功能的禁止规范。该禁止规范的强制性质只表现为公法上的制裁，而对违反它的行为的私法上的后果并不涉及。在德国司法实践中，帝国法院早在民法典制定之前就采用类似理由来处理这类案件了。帝国法院认为，如果没有让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一个法律行为是以某项法律禁令为基础的话，该禁令就是“以纯粹营业警察的理由为基础”的，对这类禁令违反的法律行为的有效性就不受影响。此后，帝国法院进一步阐述了这一命题，并指出：“因此非常确定，所有被国家法律禁止的行为都是属于不被允许的行为，出于什么原因被禁止则没有区别，特别是是否由于违反道德或者违法，或者是仅仅处于政治上公共福利要求的考虑而被禁止的。尽管如此，考虑到违反这些禁止规定而订立的法律行为在私法上的有效性，仍然存在有两种不同类型的不被允许的行为。这可以作为一种规则提出来，即，一种是，尽管被营业警察上的或者其它类似原因禁止，其本身却并不违法的行为，因为参与人的私法关系并不能认为具有违法性质，因此，因合同订立而逾越该禁止规定，并不导致可以援引公法上的利益来对合同当事人的合同履行义务予以排除。私法领域不影响此时的法律禁止。”[7]此后，联邦最高普通法院等也经常采用这一观点来处理案件。 在我国台湾地区，虽然有判例采用了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并认为，违反前者，法律行为无效；仅违反后者，法律行为仍然有效。[8]但有疑问的是，何者为效力规范，何者为纯粹管理规范，却难免存有争议。[9]因为法律上之强行规定，明确显示其立法意旨且不否定法律行为效力者，并不多见。因此，对于强行规定是否应当归类于纯粹管理规定，而将其排除在“民法”第71条的适用之外，在立法意旨多有不明之情境下，其结论就难免时有分歧。[10]例如，证券商收取存款之法律行为，究系违反强行规定[11]而无效，抑或是违反纯粹管理规定而有效，台湾地区“最高法院”的见解就前后不一。[12]可见，当一合同违反了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