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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胡惠溥与郭沫若之商榷 　　1972年6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第六个年头，“全国山河一片红”，全国人民的思想被完全统一起来，除了永无休止地高唱阶级斗争战歌外，很少有人去独立思考过任何问题，尤其是学术问题。“文化旗手”郭沫若此前推出了他的历史学新著《李白与杜甫》，在这部新著里，郭沫若根据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理论，将杜甫划成了地主分子，将苏涣划为造反诗人。他的这一成果得到当局的高度评价，使他在学术上的地位登峰造极。 　　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就以一篇《甲申三百年祭》受知于毛泽东，奠定了他作为最大御用文人的地位。那篇一万六千余字的《甲申三百年祭》，被作为中共的文件下发，要求每个党员学习，这在中共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是被其奉为祖师的马克思列宁的单篇著作，也没听说过作为文件下发的。《甲中三百年祭》从此成为中共的经典，人们除了怀着虔诚的心情去学习外，绝不可以对其有丝毫的置疑。 　　不可思议的是，1972年6月的一天，四川泸州一个潦倒不堪的五十多岁的文人，竟非常认真地写信与郭沫若商榷《甲申三百年祭》，并挂号寄给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这种在常人看来极不对称的举动，在举国若狂大革文化命的时代，恐无第二例，足见作者的风骨绝非常人可比，令人肃然起敬。 　　这个潦倒不堪的五十多岁的文人叫胡惠溥，让我们先对他做一个简介。 　　胡惠溥名希渊(1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