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范仲淹的人生写真(网友来稿).doc

几经浮沉 的宦海生涯，使范仲淹颇感心力交瘁。他在努力效仿古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同时，愈益厌倦扰攘的官场争斗，企望恬静的自由生活。他的几首垂钓诗可为我们提供佐证。唐宋文人向以事渔为隐。敦煌《浣溪沙》词中的隐士是一位“卷却诗书上钓船，身被蓑笠执钓竿”的钓鱼翁；得助于范仲淹的举荐，曾授集贤校理，监进奏院的苏舜钦因看透世态炎凉，才有“迹与豺狼远，心随鱼鸟闲”的心境。范仲淹的七律垂钓诗《莎衣》之尾联云：“直饶紫绶金章贵，未肯轻轻博取伊。”表达出不恋权势名利而恋清静垂钓的志趣。他的另一首垂钓诗《宿方干处士旧居》云：“姑苏从 古好繁华，却恋岩边与水涯。重入白云寻钓濑，更随明月宿诗家。”也反映出安于冲旷，逍遥于山林自然的生活情趣。而在他的咏史诗《严陵祠》中，更是用扬钓台抑云台，以云台衬托钓台的手法进一步表达了自己厌倦名利虚荣、神往归隐生活的感慨。其诗云：“汉包六合网英豪，一个冥鸿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充满争斗与凶险的封建政治舞台，特别是多劫难的生活际遇，孕育了范仲淹淡泊名利、出世归隐的思想，只不过其人生主旋律是高亢昂扬的，他心海中的这种淡淡愁绪未能对其人生起支配作用。联系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背景，我们也不 难看出他在文中流露出了这种复杂矛盾的心境。范仲淹与滕子京（名宗谅）同年进士，又曾共同防御边郡，抗击西夏元昊入侵。两人学问高深，且刚直向上，志趣相投，因此素来友善，颇为知心。在滕子京被御史梁坚劾奏私用官钱六十万贯之时，身为参知政事的范仲淹竭力申救，使子京止降一官；而后御史中丞王拱辰又论奏不已，子京于庆历四年（1044）复徙岳州（古巴陵郡地），此时范仲淹已无能为力，徒唤奈何了，因为他的政治改革主张阻力重重，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对，他本人也于庆历五年（1045）被罢政贬放邓州。范仲淹被贬邓州，虽未消沉下去，但内心颇有 几多人生感慨。而当得知“豪迈自负，罕受人言”的滕子京“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时，范仲淹很是牵挂，惟恐子京因此再招祸端。范仲淹有太多太多的话要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子京说。恰在此时，子京来函叙说自己贬巴陵后经过种种努力，已使巴陵人民安居乐业，在此基础上，他已成功扩建岳阳楼，特请范仲淹“作文以记之”。年近花甲的范仲淹为此心潮翻滚，感慨系之。他必然由自己想到子京，由子京想到自己，也必然由自己和子京想到社会层面上的人和事，由社会层面上的人和事想到子京和自己，因此他借机对自己的人生进行真率的总结是顺理成章的事。纵观 《岳阳楼记》全文，尤其是“属予作文以记之”、“予观夫巴陵胜状”、“予尝求古仁人之心”、“吾谁与归”这些语句来看，本文完全以“我”为中心，言“我”之性情，抒“我”之感慨。文章结句“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则是全文最终的落脚点，蕴含作者深沉的人生感慨，浸染着作者淡淡的愁绪。全文由叙而景，因景而议，旨寓议中。文章开头一段四句简短的叙述性文字，交代作“记”缘由，其中寄寓了对滕子京被贬谪的深切同情，对其虽身处逆境仍能奋发有为的赞赏。接下来，扣题绘景，从空间之广阔浩淼、时间之千变万化两个角度来概写“我”眼中的“岳阳 楼之大观”，从而引出两幅“迁客骚人”览物画面的特写。作者采用以悲景写悲情，以乐景写乐情的手法描绘两幅不同的览物画面，其目的不仅仅借以表明世人之多追名逐利、患得患失、喜悲无常，更主要的是将这些人与古仁人和“我”作鲜明对比，为下文的议论作铺垫。作者在议论中真实而精当地总结了自己的人生，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喜乐与忧愁，感情真挚而沉郁。“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正是作者主动找寻、构建自己人生精神支柱、积极进取的自我表白。他经过艰苦探索，不仅得出了肯定的结论，即古仁人是“不以物喜，不以已悲”，“是进亦忧，退亦忧”，而且在艰难的 时势中以古仁人为楷模确定了自己的人生坐标，长期学习并效仿古仁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生政绩卓著。而这正是作者高亢昂扬的人生主旋律。总结到这一点，作者内心就不能不激动，不能不欣慰。他向朋友真诚地敞开自己的心扉，也就给了同处逆境中的朋友以切实的慰藉。“豪迈自负，罕受人言”的滕子京读到这里，不能不从中受到激励，增添精神力量，不能不为之感动、振奋。在激动、欣慰之时，范仲淹不能不想到以物喜、以已悲的“迁客骚人”的大量存在，而自己志同道合者的少之又少，不能不想到时势的艰难，官场的争斗，政敌的凶险，也 不能不想到自己多劫难的生活际遇，自己政治抱负的难以实现。也许范仲淹正是想到了这些，在文章收束之际，其内心才显得格外沉重起来。想到这些，万千感慨只得凝聚在似有千钧之力的“噫！”的叹息声中，万千哀愁只得凝聚在“微斯人，吾谁与归？”的问句之中。这沉郁惨痛的叹息，这无奈乏力的发问，正凝聚着范仲淹复杂的情感，折射出范仲淹矛盾的人生。他热情渴望得到朝廷的充分赏识和信任，愿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奉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