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宪法上的福利权论争_.doc

　　美国古典法律哲学和政府哲学中存在着对自然权利的笃信。美国制宪时期的先贤如亚当斯、潘恩以及杰斐逊都确信存在着不受实定法律约束的，不可被法律废除的自然权利。美国当代学者路易斯·亨金也认为，政府对人民所负有的责任以及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构成了政府成立的合法基础，因而，美国人享有的权利是先于宪法存在的，自然的、固有的权利。因此美国人享有的一切权利实质上都是自然权利。　　福利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然的”和“道德的”特性。福利权可能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享有要求获得来自于他人、团体和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的权利。因此，福利权所针对的请求对象是特定的。同时，有资格请求福利权的主体也需符合特定条件。例如，属于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人、无子女的老人等等。因而，福利权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了自然权利的意蕴。　　但从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上看，美国传统上认为“贫穷的人”是“懒惰”的，反感那些攫取他人劳动成果的不劳而获的“搭车者”。如果将福利权视为前法律(prelegal)的自然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美国人民“勤劳勇敢”的美德，还会培育起贫困者的依赖心理，也与作为现代市民社会基石的自立原则背道而驰。　　2.福利权是否需要宪法规定? 　　美国联邦宪法中并没有对福利权进行明文规定。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的公法学者开始试图从宪法中寻找推演福利权的可能性，例如本迪斯(Bendich)教授和考克斯(Cox)教授都分别论述了正当程序条款下的积极权利，认为正当程序要求政府有为公民提供最低限度需要的义务。米勒(Miller)教授则认为联邦宪法的整个结构都包含了积极权利。但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中，几乎从未出现援引宪法条款来认可公民福利权的情况。如在林赛诉诺麦特案[15]中, 法院认为政府没有提供一定质量住房的宪法性义务;在拉维恩诉米尔恩[16]案中, 法院认为福利权益不是基本权利，也不是州或联邦政府的宪法义务;在德宣妮诉温尼贝戈案[17]中，法院认为正当程序条款通常不包涵要求政府援助的积极权利，即使这些援助对于社会保障确属必要。　　历史上，州宪和地方政府在保护穷人上负有首要义务。州宪及立法中经常包涵明确的福利权保障条款。如纽约州宪第十七章第一节规定：“对穷人的资助、关怀和支持是公共问题;应获得州政府和分支机构的解决。同时，立法机构可以随时确定其方式和手段。”在阿尔巴马、阿拉斯加、堪萨斯、蒙大纳和怀俄明等州的宪法中，则将积极权利明确表示为政府义务，表述为“应该提供”(shall provide)。州法院的某些案例对包括福利权在内的积极权利予以支持。例如在马萨诸塞州无房者联盟诉人类服务部案中，法院判决要求当AFDC资金不足以提供给未成年子女父母住房津贴时，应告知立法机关。在北卡罗莱纳州人类服务部[19]案中，法院判决州机关有责任给无家可归者以住所。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过于执着于宪法是否规定了福利权的讨论的学者，某种意义上是将宪法视为了一种文字修饰，一种表达最深沉的希望和最美远景的修饰。因为宪法中即使包含了这样的福利权规定，也并不意味着在真实世界中就能够得到切实的履行。　　3.福利权是否可以接受司法裁判? 　　在美国，权利保障更倚重司法审查。因而，大多数权利享有者都相信有权要求法院“重击”侵犯权利的行为。学者们每每认为如果一种权利不能获得司法执行，就不能被认为是一项权利。创设司法上不可执行的积极权利，似乎只是具有象征性的无意义行为，或者只是“没有牙齿的政治热望”。[22]例如森斯坦教授就指出，“如果积极权利是不可执行的，宪法本身可能就成了仅仅一张纸，同样的，可能会对其他权利带来负面后果。”　　学者们希冀倚重司法审查来保障宪法权利，认为人权的司法审查框架构成了立宪主义的首要组成部分。进而，他们认为福利权的实现更应借助司法执行，而不能单靠立法和行政的作用。因为，与传统的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区分相对的是政府行为的作为和不作为。而福利权案件更多涉及的是政府的不作为。在不作为案件中，法院的积极审视更易推动案件的受理和审查。这样，也使得作为积极权利的福利权更有执行的可能。　　4.福利权是否具有实效性? 　　美国的宪政传统并不认为写入宪法的权利就能受到保护，而更看重权利在社会实践中的实际效果。这或许与美国崇奉的实用主义哲学有暗合之处，例如哲学家詹姆斯就认为“假定某一观点或信念是真实的，那么如若它确是真实的，那么对每个人的实际生活，又带来了怎样的具体差异呢? ”[26]当下美国相当一部分公法学者对福利权的实效性予以了关注，即考察在实践中福利权能否享有，能否实现;福利请求人是否能因此获得实际的利益，或者社会生活是否就会因此而改变。　　应该看到，虽然有些州在宪法中确立了福利权，但不一定就表明福利权获得了更好的保障。美国学者赫希考芙(Hershkoff)援引了统计数据，指出在州宪中对积极权利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