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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愧山西 ·余秋雨· 一 我在山西境内旅行的时候，一直抱着一种惭愧的心情。 长期以来，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国特别贫困的省份之一，而且从 来没有对这种看法产生过怀疑。也许与那首动人的民歌《走西口》有关 吧，《走西口》山西、陕西都唱，大体是指离开家乡到“口外”去谋生， 如果日子过得下去，为什么要一把眼泪一把哀叹地背景离乡呢？也许还 受到了赵树理和其他被称之为“山药蛋派”作家群的感染，他们对山西 人民贫穷的反抗的描写，以一种朴素的感性力量让人难以忘怀。当然， 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还是山西东部那个叫做大寨的著名村庄，它一度被 当做中国农村的缩影，那是过份了，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它作为 山西的缩影却是毋庸置疑的。满脸的皱纹，沉重的镢头，贫瘠的山头上 开出了整齐的梯田，起早摸黑地种下了一排排玉米……最大的艰苦连接 着最低的消费，憨厚的大寨人没有怨言，他们无法想象除了反复折腾脚 下的泥土外还有什么其他过日子的方式，而对这些干燥灰黄的泥土又能 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呢？ 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资格去轻薄地嘲笑这些天底下最老实、最忠 厚的农民。但是，当这个山村突然成了全国朝拜的对象，不远千里而来 的参观学习队伍浩浩荡荡地挤满山路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在形式主义 的大热闹背后去寻找某种深层的蕴涵了。我觉得，大寨的走红，是因为 它的生态方式不经意地碰撞到了当时不少人心中一种微妙的尺度。大家 并不喜欢贫困，却又十分担心富裕。大家花费几十年时间参与过的那场 社会革命，是以改变贫困为号召的，改变贫困的革命方法是剥夺富裕为 了说明这种剥夺的合理性，又必须在逻辑上把富裕和罪恶划上等号。结 果，既要改变贫困又不敢问津贫困的反面，只好堵塞一切致富的可能， 消除任何利益的差别，以整齐划一的艰苦劳动维持住整齐划一的艰苦生 活。因为不存在富裕，也就不存在贫困的感受，与以前更贫困的日子相 比还能获得某种安慰。所以也就在心理上消灭了贫困；消灭了贫困又没 有被富裕所腐蚀，不追求富裕却又想象着一个朦胧的远景，这就是人们 在这个山村中找到的有推广价值的尺度。 当然，一种封闭环境里的心理感受，一种经过着力夸张的精神激情， 毕竟无法掩盖事实上的贫困。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者们看到了一切， 眼圈发红，半是感动半是同情。在当时，大寨的名声比山西还响，山西 只是大寨的陪衬，陪衬出来的是一个同样的命题：感人的艰苦，惊人的 贫困。直到今天，人们可以淡忘大寨，却很难磨去这一有关山西的命题。 但是，这一命题是不公平的。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阅 一堆史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使我大吃一惊的事实，便急速地把手上的其 他工作放下，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查检了一本又一 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 结论：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 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 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 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 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 头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许多天文数字可以引证，本文不作经济史的专门 阐述，姑且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 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国排出最富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 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的各路商家中，携 带钱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按照我们往常的观念，富裕必然是少数人残酷剥削多数人的结果， 但事实是，山西商业贸易的发达、豪富人家奢华的消费，大大提高了所 在地的就业幅度和整体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万里间的金 融流通过程中获利的，当时山西城镇百姓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有一 份材料有趣地说明了这个问题，1822年，文化思想家龚自珍在《西域置 行省议》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政治建议，他认为自乾隆末年以来， 民风腐败，国运堪忧，城市中“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 六”，因此建议把这种无业人员和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甘肃、江 西、福建等省人多地少地区的人民大规模西迁，使之无产变为有产，无 业变为有业。他觉得内地只有两个地方可以不考虑（“毋庸议”），一 是江浙一带，那里的人民筋骨柔弱，吃不消长途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