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中的低俗化现象及净化传媒视听环境.docVIP

大众传播中的低俗化现象及净化传媒视听环境 近年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大众传媒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其内容与产业都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传媒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股强大力量和最重要的信息载体，成为人们深刻依赖的舆论平台，但是伴随大众传媒兴盛而来的却有不绝于耳的批评，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其表现出的低俗化问题，这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对于低俗化问题，传媒已经无法回避，因为这是一个普遍存在而且有所加剧的显著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整个传媒业无法获得良性、健康的发展。 孙宜君在2004年第8期的《中国电视》中发表了《论中国电视传播中低俗现象及治理》，及刘琼、林晓在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０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媒体又现媚俗“三招数”》，另外孙宜君还在２００３年 第３期的《现代传播》中发表的《电视娱乐节目亟待提高文化品位》，除此之外刘祖禹、张念庆、田文生、朱伟中等人发表过类似主题的文章，他们对大众传媒所表现出的低俗化现象在文中提出了深刻的批判。 大众传播中的低俗化现象只要是指大众传媒在传播活动中放弃自身社会责任，而“对受众中存在的低级趣味的倾向、情绪和要求等迎合，也即对受众低浅层次审美情趣乃至官感刺激的迁就，其传播的功利性和商业性往往很强。现在有句流行的话形象的描述出低俗化给广大受众的印象：“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实，娱乐覆盖了文化，低俗代替了端庄”， 大众传播中的低俗之风，已与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不良广告一道被公众列为传媒业的“四大公害”之一，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谴责。 在我国的大众传播中，虽因广播、电视、报刊等信息传输方式不同，低俗化现象的表现方式、程度也各有差异，但总的来看，大众传播低俗化的表现形态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极力渲染暴力，过度追异猎奇。有部分媒体在报道中对抢劫、凶杀等报道津津乐道，热衷于血淋淋的细节描写，采用大标题、大图片，以求最大限度地刺激读者感官。如，某市报的“社会版”刊出的五篇稿子中，有３篇死人，２篇案件，题目更是“血淋淋”，如 “‘仇富’酿成灭门惨案”等。对于离奇古怪、荒诞不经的事情，也是部分媒体“偏爱”，如某报刊登的题为《千年木乃伊怀孕》的文章，称埃及的一具超过３０００年的女木乃伊出土不久后怀孕。荒诞无稽的消息满天飞，无聊新闻到处传，成为一些媒体的常态。 2、以“性”为看点，渲染两性话题。有少数媒体为了提高发行量或收视率，拿“性”为卖点，宣扬色情。譬如重庆电视台《今夜不设防》节目，就特别钟情于婚外情、第三者、出轨、不伦恋、畸形恋等题材，虽然收视率不错，但终因播出内容和题材的低下而被迫改版。打开一些知名的网站，一些低俗的色情网页标题赫然在目。 3、炒作明星绯闻，流露低级趣味。对于“明星”新闻的追求，成了国内媒体吸引受众的一大“成功”绝招。因而有少数媒体常采用非常手段，甚至通过偷窥的方式，把注意力集中在明星的绯闻、丑闻、诉讼和琐事上。2008年的“艳照门”事件被媒体整整炒作了一个月，原本早就该平息的事件硬是被娱记们不停地挖掘出“新料”，使得这样严重违背伦理道德的不雅事件硬是被大家茶余饭后津津乐道了一个多月。当一个个节目因为“艳照门”而收视率飙升时，似乎已经很少有人想到：电视节目在满足观众窥视欲的同时更应该引导观众朝着理性的方面深入思考。 ４、推崇奢靡生活，鼓动“时尚”消费。国内有些媒体热衷于对豪宅、盛宴、名车和其他奢侈品的炒作。于是所见报道是：东边“王府”开盘，西边奔驰抢购，南边是豪宅别墅，北边蟹宴开席，热闹极了，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与之相呼应，许多媒体半真半假长篇累牍地刊登极致消费（一桌宴席动辄上万元）。畸形的消费、堕落的价值观被广为传播，引得世人竞相向钱看，以为斗金折腰为荣事，鼓吹的是享乐主义。 5、以恶搞为笑料，颠覆传统文化。部分电视节目一味追求新奇怪异，肆意“恶搞”、“戏说”。不少电视剧制作者为了制造喜剧冲突，不顾历史，给一个个“圣明”君王编造宫闱秘事、生平事迹、甚至夸张地渲染帝王将相的奇遇、艳史。部分红色经典也遭遇“改编潮”。《红色娘子军》中被压缩到极限的洪常青与吴琼花之间的感情被渲染、放大，使得该剧俨然成了青春偶像剧；在浙版《新西游记》中孙悟空和哪吒竟然有感情纠缠，而且人物之间又有着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令人啼笑皆非。这些横生枝节的“戏说”和“改编”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历史和文化的严肃性和经典性，使得电视节目不可避免地陷入低俗。 近些年来，日趋严重的大众传播低俗化现象不仅制约了我国传媒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对整个社会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并且危害很大。首先，社会公众知情权受损，造成公众利益被侵害。传播学家库柏曾提出一个“知情权”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公民有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国家应最大限度地确认和保障公民知悉获取信息，尤其是政务信息的权利。然而在低俗化之风盛行的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