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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学合理性与科学进步 理性(rationality),作为科学之本质的理解和追求,是一个具有特殊旨趣、令人困惑和不懈探索的课题。回顾20世纪科学哲学的历程,不难发现,对于合理性本身和各种问题的理性原则运用的哲学反思,构成了科学哲学内在的一条主线。当代英国著名哲学家乔纳森·科恩就曾在《理性的对话》一书的中译本序中写道:“把整个分析哲学统一起来的是,它全神贯注于对合理性的理性讨论。”〔1〕科学哲学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诸如科学划界、科学发现、科学说明、科学评价、科学的真理性、科学发展的模式等,其实质都在于探求科学的合理性。合理性之所以跃入科学哲学家的视野,为科学哲学所聚焦,是由于它构成了人类的科学和社会的理论基础,不仅关涉到“科学如何可能的”、“科学进步何以可能的”、“科学究竟怎样成为理性的”这样的重大问题,而且关涉到社会之理智氛围的形成和科学精神的弘扬。 1.科学合理性:多元性及其意义 “合理性”,这个术语已经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说法,如有“合乎逻辑”、“合乎理智”、“合乎本性”、“合乎人性”、“有根据的”、“有理由的”、“有条理的”、“合乎情理的”等等不同说法。实际上,这些不同说法反映了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合理性”所蕴含的不同意义。 如在古希腊,宇宙被看作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必然的和有秩序的过程,而人的任务即在于认识这个过程的必然性;人之所以能认识宇宙的秩序,就在于人的理性是整个宇宙理性的组成部分,并集中体现了宇宙的理性结构的合理性。在一系列哲学对话中,柏拉图详尽地阐明了这样的观点,认为一种完美的、合理的和明晰的秩序是隐藏在人们用感官感知的杂乱无章和混乱不堪的日常世界背后的;并指出,认识到这一点,不仅能帮助人们理解感性世界,而且能为人们提供个人的、政治的和生活的行为准则。用亚里士多德话来说就是:“对人而言,合乎理智的生活乃是最佳的和最合乎本性的生活方式,因为理智同别的一切比较起来合乎人性。”〔2〕在18世纪中叶,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提出建立合乎理性原则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理性王国,认为贵族和僧侣的特权一旦废除,社会就将根据理性的原则得到改造。这里的合理性即包含着是存在物之真实性的根据的意思。在20世纪初叶,马克斯?韦伯提出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概念,把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视为一种趋向合理化的过程,即以手段支配目的、以工具合理性支配价值合理性的过程。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工业化的产生是理性主义由价值理性为主向工具理性为主的变异的过程和直接结果;工具理性虽可造就经济的飞速发展,却不可避免地带来道德的堕落、价值的衰微、人成为机器的附庸等异化现象,即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是一种“工具的合理性和价值的不合理性”或“形式的合理性与实质的不合理性”。在当今后现代哲学文化中,罗蒂将“合理性”区分为两种意义:一种是在较强的意义上,“合理性就是‘有条理’,就是说,拥有事先制定的成功标准”。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把自然科学作为合理性的典范”,但“人文学科休想成为合理的活动”;二是在较弱的意义上,合理性指的是“某种‘清醒的’、‘合情理的’东西,而不是‘有条理的’东西。它指的是一系列的道德德性:容忍、尊敬别人的观点,乐于倾听、依赖说服而不是压服”。在这种意义上,“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区分以及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差别就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了”〔3〕。 “合理性”这一概念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在内涵上,它至少有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方面:一是指事物本身的必然性,亦即事物之“合乎必然性”或“合乎秩序”、“合乎规律性”。众所周知,黑格尔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就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二是指理论逻辑上的必然性,即人类对“合乎必然性”或“合乎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即是说,一切事物,当它们在现实的必然性、规律性及其认识的基础上得到肯定的解释时,就被看作是合理的。三是指具备理性的评价原则和评价标准的意思。说某个对象是否合理的,总是相对于一定的评价原则和评价标准而言的;评价原则及其评价标准是否合理,是否具有合理性,归根到底意味着它们是否具有现实的必然性,亦即评价原则及其标准的合理性是它们对于事物本身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反映。在外延上,合理性随着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演进而不断地拓展。如今,合理性的种种分化,按照它们之间相互对应关系,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下述四类: (1)本体论合理性与认识论合理性。即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说,合理性是指本体合理性,它追求的是关于宇宙万物终极存在与本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的是外在于人的普遍理性的确定性和完满性;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合理性是指与本体合理性相对应的认知合理性,它旨在对真实的世界作纯理念性的认知建构,并予以一般的说明。本体论合理性与认识论合理性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一方面,本体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