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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业对操作风险的认识误区及管理缺陷 对操作风险的认识误区 　　自商业银行诞生伊始操作风险就存在，但人们对操作风险的关注和认识是近几年才开始的。1995年巴林银行的倒闭给全球金融机构敲响了警钟，金融理论界和实务界开始研究影响日益巨大的操作风险问题。我国银行业还未全面引入操作风险概念，对操作风险尚没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即使是那些已经引入操作风险概念的银行，也仅仅是停留在操作性风险和稽核监督的层面上。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性带来了我国银行业对操作风险的认识误区，并成为制约银行业操作风险管理实践的主要因素。 　　误区之一：认为操作风险就是操作性风险或操作中的风险 　　如果仅从字面上去理解操作风险，很容易将其简单、片面地理解为操作中的风险，这是非常不全面的。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操作风险的定义可以看出，在操作风险的四类中，属于操作性风险的仅包括由人员因素亦即由操作失误、违法行为、越权行为和流程因素引起的操作风险。尽管操作性风险是操作风险中发生频率最大、占比最高的风险类型，但不能将操作性风险等同于操作风险。 　　误区之二：将操作风险等同于金融犯罪 　　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实践表明，人们对操作风险的认识是从金融犯罪开始的。从目前情况看，在银行业信息披露仍不规范，银行业信息透明度较低的情况下，获取操作风险信息的主要渠道仍然是审计报告。在此情况下，将操作风险等同于金融犯罪在所难免。但严格来讲，金融犯罪仅是操作风险中的主要类型，并不能涵盖所有类型的操作风险。根据我国对金融犯罪的定义，金融犯罪是指在金融活动中，侵害金融管理制度、金融市场秩序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关系的行为。对比巴塞尔委员会关于操作风险的定义，金融犯罪显然不包括那些由于银行自身不完善的流程和系统漏洞以及外部事件等因素造成的操作风险。 　　误区之三：认为操作风险是无法计量的，因而不能为其分配资本 　　长期以来人们对操作风险的描述更多的是局限于定性内容，很少有定量内容。这是由操作风险的特点所决定的。与其他类型的风险相比，操作风险往往具有突发性、偶然性和难以预测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确实很难准确计量各种类型的操作风险。事实上，如果就单个年份来看，一些操作风险事件是无规律的，可一旦将这些操作风险事件放在很长一段时间和同类型的大量数据中来看，就会发现，这些操作风险往往会以某种稳定的概率发生，这正是我们量化操作风险的基础。相关的研究表明，操作风险可以使用“在险值(Var)”技术进行测度，银行可以建立来自于内部和外部的操作损失事件数据库，并从数据拟合操作损失的分布，通过设置一个置信区间，比如95％，银行就可以计算出操作风险的在险值，也就可以为其分配资本了。 　　误区之四：认为各种操作风险事件之间是孤立的，毫无联系的，从而缺乏对操作风险的整体认识和把握 　　表面上看，工作人员的操作失误、银行员工的欺诈以及关键人员的流失三者之间并无多大联系，而停电、诈骗以及“非典”疫情之间更是牛马牛不相及。我们只有看到各种操作风险事件之间的联系，发现在不同表面现象背后的共性，应用众多随机变量近似地服从正态分布的统计原理，才能准确地描述银行面临的操作风险，进而从整体上把握操作风险。而对操作风险以孤立的、隔离看待的做法只能将各个操作风险视作突发事件，也就无法从整体上把握银行面临的操作风险，更谈不上对其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了。 　　我国银行业操作风险管理的缺陷 　　我国银行业无论是在操作风险管理理念、操作风险管理框架或是操作风险管理手段上，都存在较大缺陷。 　　缺陷一：错误的操作风险管理理念 　　对操作风险片面的认识，造成我国银行业在操作风险管理理念上存在缺陷，这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重事后管理，轻事前防范。在这方面，银行很看重对已发生或已存在的风险采取事后的管理处罚措施，试图以严厉的处罚遏制风险的出现，而对事前的防范和事中的控制措施却关注较少。二是重个案查处，轻全面分析。案例分析表明，很多操作风险事件之间存在共同之处或密切联系。以关联企业骗贷为例，他们可以采取相互担保骗取银行贷款的方式，也可以采取借关联交易互开票据向银行贴现的方式，亦可采取借虚假关联交易粉饰报表骗取银行资金的方式。这类骗贷案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这些关联企业都是通过资本纽带相互参股持股形成，并最终掌控在一个人手中。对这一点，银行信贷员只要到工商局查询一下各公司之间的股权关系，就可以防范这类风险。而这就需要风险管理部门对银行面临的操作风险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从中找到某种规律性。但是，我们很多银行往往是“重个案查处，轻全面分析”，从而造成同类案件屡次发生，很低级的诈骗手法屡次得逞。 　　三是重基层操作人员管理，轻高层管理人员管理。我国银行业在操作风险管理上存在着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误理念，即重视对基层操作人员的管理，轻视对高层管理人员的管理，似乎只有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