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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则案例看我国离婚的法定理由 　　原告于某与被告王某系同村邻居，1996年确立恋爱关系，1997年12月25日在和集乡政府领取结婚证并于同年年底举行婚礼，婚后生一子，2003年7月王某的父亲故意投毒毒死于某的父亲，迫于家庭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于某于2003年10月向法院提出离婚，王某以夫妻感情尚未破裂为由不同意离婚，于某承认夫妻感情很好，但坚决要求离婚。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于是否解除原、被告的婚姻关系产生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感情破裂”是我国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二人感情尚好，他们的婚姻关系就应该维持。另一种观点认为：原、被告之间虽然感情尚未破裂，但婚姻是男女双方以互为配偶，建立家庭为目的的两性结合，是作为男女两性精神生活、性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共同体而存在的，感情不是决定婚姻存继的唯一因素，王某的父亲毒死于某的父亲已经给于某带来痛苦，加上家庭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必然会导致于某与王某婚姻关系的破裂，根据婚姻法的本质及其存在的社会氛围，结合我国实际，应准予其离婚。 　　这个案子对于我国现阶段的法官来说确实是个考验。因为我国吸收的是大陆法系的法律制度。故法官作为“法律忠实的奴仆”只能依据法律的规定来判案。我国的婚姻法对离婚的法定理由规定了两大类，一类是“感情确已破裂”，规定在第三十二条前三款;一类是客观理由——“一方宣告失踪”，规定在第三十二条第四款。仔细看来，上述案例不能适用任何一条，如果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法律只能判不离，但这就必然会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故法官不得不在违法和违反社会道德间做出两难选择。 　　但如果此案交给唐代和明代的县太爷来处理就容易多了。该县太爷尽管不是专职法官，法律水平也稍显不足，但他可以毫不思索地判离，因为《唐律》和《明律》中都明明白白地写着“诸犯义绝着离之”。为了确保县太爷的权威，两部法律都规定了刑罚，用“杖八十”和“徒一年”来迫使不离者离婚。 　　古今差异归结到一点上就是“义绝”该不该入律，该不该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规定下来，写进《婚姻法》?那就要先来看一下我国现行《婚姻法》对离婚理由的规定是否存在缺陷，然后再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义绝”，它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是什么，现行《婚姻法》吸收它是否合理，以什么样的方式吸收它? 　　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三) 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的;(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一方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此条规定虽然以列举的形式拓宽了离婚的理由，但概括起来仍不外乎两类，一类是“感情确已破裂”，一类是“一方宣告失踪”。但在正常情况下“感情破裂”仍是离婚的唯一的理由。不可否认，夫妻感情是婚姻关系的核心要素，感情是否破裂对婚姻关系的存继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感情并不等于婚姻生活的全部，它只是婚姻生活的一部分，婚姻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如物质生活、处理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等都不是感情所能完全替代的。关于婚姻以爱情为基础，恩格斯曾设想了如下条件：“生产资料转归社会公有，个体家庭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私人的家庭经济变为社会的劳动部门，子女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事业，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或是非婚生的。”这些条件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成就。我国目前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家庭中的经济消费和赡老育幼仍需个人安排和负担，这种情况下感情就不可能成为决定婚姻缔结的唯一因素，婚姻的缔结并不排除对政治因素、物质因素、学历和职业因素以及家庭因素、地域因素等因素的考虑。与此相对应，影响婚姻离异的因素也应是多方面的，感情因素、物质因素、地域因素、家庭因素等等都可以，但又都不必然导致婚姻的离异。因此将“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唯一理由就不全面，现行《婚姻法》对离婚理由的规定是存在缺陷的，需要进一步完善。 　　我们再来看一下何谓“义绝”?“义绝”是指一方或一方的亲属殴打、杀害或伤害对方亲属的行为。它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种强制离婚制度。我国唐代的《唐律》和明代的《明律》都作了规定，犯“义绝”的事项有：第一，丈夫殴打妻子的祖父母、父母或杀害妻子的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姐妹的;第二，双方的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姐妹自相杀害的;第三，妻子殴打辱骂丈夫的祖父母、父母或杀害丈夫的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姐妹的;第四，妻子与丈夫的缌麻以上的亲属相奸或丈夫与妻子的母亲相奸的;第五，欲杀害丈夫的。唐律规定：“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