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离婚率上升的社会成本分析.docVIP

对离婚率上升的社会成本分析 　　一、中国已进入离婚率快速上升阶段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颁布以来，我国离婚数量持续走高。从民政部每年的民政事业统计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离婚的绝对数量大幅度增加：2002年我国离婚总量为117.7万对，2003年为133.1万对，2004年为166.5万对，2005年为178.5万对，2006年已经达到191.3万对。与1978年的离婚总量28.5万对相比，27年后的离婚绝对值增长了162.8万对。2005年结婚对数为823.1万对，与离婚对数相比，离结率为21.69%，与总人口相比，粗离婚率为2.73‰ [1]。这个数字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离结率大多超过30%以上开始接近 [2]。而我国一些大城市的离结率早在几年前已经达到了30%，如北京市， 2003年的结婚对数为9.3万对，离婚对数为3.1万对，离结率达到33.3%。同年，上海市结婚对数为10.5万对，离婚对数为2.8万对，离结率为31.4% [3]，也就是说，这一年在这两个大城市，平均每不到三对夫妻结婚，就有一对夫妻离婚。 　　面对新一波的离婚高潮，在有些人认为“简化了离婚登记手续，提高了工作效率，极大地方便了当事人办理离婚登记，使我们的离婚制度更加人性化，更受人民群众欢迎和拥护的时候” [4]，我们还必须考虑问题的另一面，离婚制度的人性化是否仅指离婚自由，自由是否是法律正义的全部。离婚率上升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家庭结构、立法规定、司法控制、伦理道德观念、人口结构等多元因素交互影响的复合机制，是这些社会现象和社会道德观念的发展变化在婚姻关系中的综合反映。笔者认为，现代社会离婚率的上升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 社会聚合力的弱化，导致离婚率上升 　　城市化、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地区，离婚率相对就会提高，也可以说离婚率的提高是都市化、工业化的社会效应之一。60年代以后，西方欧美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离婚率大幅度提高。而90年代以后，亚洲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工业化程度的提高，离婚率也随之提高 [5]。城市化程度较高，社会较开放的地区，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相对开放和多元，职业和地域流动也比较频繁，因人口迁移、两地分居所导致的家庭亲和力减弱，使夫妻关系甚至亲子关系均受到影响。同时，家庭结构的核心化，以及生育率的下降，减少了亲属网络对夫妻冲突的缓冲作用以及大家庭的凝聚力，而这些都会弱化社会聚合力，增加夫妻关系破裂的风险，导致离婚率上升。 　　(二) 婚姻观念的变化，导致离婚率上升 　　现代婚姻观念的变化是全方位，多角度的。无论东方西方，传统的婚姻都是以娶妻生子、传宗接代为目的的。但随着西方社会自由、博爱、平等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甚至是避孕技术的产生，追求浪漫爱情和个人享乐主义的婚姻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以单纯满足生理和传宗接代需要为目的的互助式婚姻。在我国，“搭伙过日子”的婚姻模式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随着社会生活的多元化趋势，现代社会的夫妻双方更强调感情的融合，志趣的相投，生活的幸福，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高稳定、低质量的“维持会”式婚姻。现代年轻人对婚姻质量的期望值远远高于上一辈，一旦婚后的现实与婚前的期望产生矛盾且不可调和，离婚就是必然的选择。2003年婚姻法执行状况调查显示，以性格不和为由起诉离婚的仍是离婚的第一大原因，占离婚案件的60% [6]。这与过去“生是夫家人，死是夫家鬼”的观念有天壤之别。而在性格不和之后的潜台词可能有许多内容，诸如婆媳不和、经济纠纷、一方不顾家，甚至是性生活不协调。既然婚姻的目的是享受爱情，享受快乐，当爱情变成亲情，婚姻生活被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事所充斥的时候，婚姻就被一些人视为爱情的坟墓，冲出围城就不需要其他理由了。当这种观念为社会所接受，自然就会得出离婚率上升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是社会文明的体现，是人文主义精神胜利的结论。而婚姻观念的变化必然会引起社会对离婚制约作用的减少。在中国，自1980年婚姻法确立破裂主义离婚原则的20多年来，民众对于离婚的态度由过去的一概否定，逐渐演变为既有否定，又有理解和肯定，演化至今，已由否定变为肯定，甚至被一些人视为时尚了。对离婚行为从厌恶、鄙视到宽容、理解，从双方势不两立到好离好散，这些观念上的转变，使离婚完全成为个人私事，而不再受到社会舆论和道德观念的制约，正是在这种宽容和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下，当夫妻关系出现问题时，更多的人直接选择了离婚，而不是设法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 　　(三) 离婚立法的变化，在客观上导致了离婚率的上升 　　尽管有学者提出影响婚姻稳定的是整个社会风气，自由离婚法是反映而不是产生了这种风气;离婚只是死亡婚姻的葬礼，而不是死亡婚姻的原因 [7]。但西方国家的高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