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的行政伦理案例.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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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外的行政伦理案例 王耀华 2007年05月22日 文章浏览次数:56 资源来源:武汉广播电视大学 纽伦堡审判 .. ..纽伦堡审判是在二战结束之后,以苏、美、英、法四国为首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纳粹德国战犯的审判。这次审判的一些前后过程大致是这样的:1945年8月8日,苏、美、英、法四国在伦敦签订了《关于对欧洲轴心国首要战争罪犯进行起诉和惩罚的协定》,规定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并附有《欧洲(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该宪章规定了法庭的权限和一般准则、法庭的权利和审判程序、判决和刑罚等内容,并决定组成检查起诉委员会,负责检查事宜。纽伦堡军事法庭从1945年10月18日起开庭,10月29日公布了《轨迹军事法庭程序规则》,1946年9月30日至10月1日进行审判。法庭共审判了被告人戈林、里宾特洛浦、凯特尔等24人,其中出1人自杀,1人丧失责任能力外,戈林等12人被判绞刑,赫斯等4人被判10----20年有期徒刑。沙赫特等人被判无罪。关于纽伦堡审判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巨大意义,纽伦堡法庭的首席起诉人杰克逊法官在开庭致辞中作了如下一番评价:“我们必须为我们任务提供尽可能多的内在的优越性和精神上的纯洁性,以便有朝一日后世能把这次审判看成是人类实现了对正义的迫切要求。”(《纽伦堡审判》上卷,[德]P . A. 施泰尼格尔,商务印书馆,第86页) .... 纽伦堡审判无疑是国际会议对纳粹战犯的一次正义审判而被载入了人类文明的史册。这次审判所确立的一系列原则,即纽伦堡原则,成为后来国际法的惯例而援引下来了。尽管这样,在理论界所引发的一系列对纽伦堡原则的争议也一直在困扰着人类的理性。在此,我只想就人类对纽伦堡的原则的一些争议,单从行政伦理的角度进行一番尝试性的分析和评判。下面,我着重想从如下的两个问题着手分析与探讨。 第一,作为政府官员(如当时纽伦堡法庭上的这些纳粹战犯)是否应该为自己所服务的政府所从事的不正义行为负个人责任,借用当代政治伦理的语境来表述这一问题即是:作为服务于特定政府的官员,他(她)个人是否应该为其代表的个人行为承担个人责任。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在纽伦堡审判一开始就被提出来了,以克尼里姆为首的德国律师们在为希特勒暴行作辩护时,所持的是这样一种立场,他们认为,国际法是惩罚国家的,而不是针对个人的,所以这些纳粹战犯不应该替他们国家的侵略行为承担战争罪行。克尼里姆对此所持的论据是:“国际法使各国负有约束力,违反其规定,就必须赔偿由此而造成的损失或不得不担心别国行使报复的权利。但是,国际法并不直接适用于个人。个人只受其所在国法律的制约,即使所在国法律中与国际法中的规定不相符合。”(同上,第10页)“国际法只适用于国家,只用来调节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就根本不可能包括真正的刑罚。按照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的法律观念,只有自然人才负有刑事责任,所以不可能存在国家应负的刑事责任。但是,因为国际法不是针对自然人的,就是说,不是针对个人的。所以也就不能对个人的惩处作出规定。”(同上)的确,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看,克尼里姆的论点是无懈可击的。因为论据的两项前提是正确的:一、国际法只适用于国家,原则上是不对个人的;二、刑法只适用于个人,原则上不对国家的。既然这样,那怎么会有国际法所规定的刑法呢?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如果从事犯罪的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行为可被视为国家的行为,他们作为国家机构的代表或国家暴力的实际承担者而犯下了国际罪行,那么,克尼里姆的这种无情的逻辑也就站不住脚了。国际军事法庭对此作出的回应是:“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是由人所犯罪的,不是抽象的人的行为。因此,只有惩治那些犯有这类罪行的个人才能发挥国际各项规定应有的效力。” (同上,第11页)关于这个问题,英国首席起诉人哈特利 . 肖克罗斯爵士在开庭致辞中也是持同样的立场,他说:“(国际法)迄今为此的习惯都是惩罚国家,而不是惩罚个人,但是当进行的战争构成了对国际法的违犯,对那些发动战争侵略战争并负有共同责任的个人,也应该对有他们所引起的其他过的行为追究个人责任,这样做是符合逻辑的,也是正确的。” (同上,第91页)同样,伦敦条例第七条对此作了规定:“被告的官方职务,无论其为国家首脑或为政府某一部门的负责官员,均不应作为免刑或减刑的理由。” (同上,第15页)那么,到现在为此,我们在前面所引出的问题的答案已是不言而喻了,即作为服务于某以政府机构的公务员,应该为其本人所参与的政府行为承担个人责任。但有时即便是这样的话,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如果某一政府机关对其公务员所要求的职业规范与该公务员作为一名普通公民所应遵循的道德义务相互冲突的话,那么,出于这种情形中的个体该如何进行选择呢?这就涉及到了我们在此需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是:作为某一特定政府机关的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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