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讲述“长城内外”——评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doc

重新讲述“长城内外”——评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 ?????????????????????姚大力 ??? 蒙古草原的历史，在一般中国人的印象里，往往由历代游牧民与汉地农耕社会之间围绕着“长城内外”这根轴线而展开的一系列故事所组成。如果想把这样的一般印象推进到一个更为深入的认知层面，则至少可以由两种不尽相同的观照主题分别切入讨论。一是自东向西拉长我们考察的地域背景。这时候便不难发现，蒙古草原其实位于横贯内陆欧亚（the Central Eurasia）、绵延七千多公里的一条草原带的东端（插图一）。它西接阿尔泰山南坡和天山北坡草原，由此向西是吉尔吉斯草原（或者更准确地说，应当是哈萨克斯坦草原），再往西又连接着南俄草原。把蒙古草原游牧人群的历史与文化置于这样一条广阔的草原带、乃至整个草原带与其南部所有各类定居人群相互关系的宏大框架之中来予以分析和理解，那就会与将眼光仅仅局限于沿长城一线南北人群间的互动产生大不一样的认识效果。另外一种可能，乃是透过带有原创性格的细化研究，在以“长城内外”为轴线来讲述的古老故事中去发掘尚未被人们充分辨析出来的新意义。近二十年来，先后出现了三部很鲜明地从后一种观照主题出发着手其学术追问的著作。这就是T. 巴费尔德的《危险的边疆：游牧诸帝国与中国》（1989年）、N.迪科斯摩的《古代中国及其外敌们：游牧政权在东亚史上的兴起》（2002年），以及不久前在海峡两岸同时发行的王明珂这部《游牧者的抉择》。 ? 插图一：欧亚大陆植被分布示意图　　（据塞诺尔主编《剑桥内陆亚洲史》相关图幅重绘） 　　与在它之前出版的那两本书相比，王著的学术取径更接近于《危险的边疆》。这可能与两书的作者同样具有人类学训练的背景密切相关。实际上也很容易看得出巴费尔德对本书的影响。王著第一章介绍西方人类学有关游牧社会研究的基本话题以及游牧经济和游牧社会的一般性特质。当它讲到对应于不同生态环境的各种不同游牧类型时，很像就是在对巴氏另一本书《游牧部落的选择》（The Nomadic Alternative, 1993）进行概括、补充和发挥。巴费尔德在这本书里，分别以牛、骆驼、山羊、牦牛、马作为标志性牲畜，按照游牧人群对东非热带草原、阿拉伯沙漠、伊朗-阿富汗山地、青藏内陆高地和北亚草原等不同资源环境的专门化适应方式，把游牧社会划分为五个类型。尔后，在用一章的篇幅概述“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形成”之后，王著的主体部分，也就是第三章至第五章的讨论，更可以看作是对《危险的边疆》一书中基本见解的继承、修正和批判性回应。 　　?　　巴费尔德认为，蒙古高原的游牧者缺乏对农业人群的最起码经验与知识，多不愿意深入汉地社会，在那里建立自己的直接统治。所以他们往往以战争和战争威胁作为“自外控制”汉地社会的手段，从而保障以游牧为主业的人群所必需的辅助性经济供给。这个看法最先是拉铁摩尔提出来的，它成为巴费尔德赖以树立其分析框架的重要基石。巴氏另一项十分要紧的主张是，游牧经济及其社会组织的分散性，使游牧人内部从不需要、也无从产生集权式的政治权威。但是面对长城以南强大的中央集权式中原王朝，为实施“自外控制”策略，蒙古游牧民在对外交涉时亟须以一个庞大的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的形象现身。他称这样的游牧政体为“帝国式的部落联盟体”（imperial confederacy）。自从斯基泰人之后，最强有力的游牧帝国，为什么总是反复出现在欧亚草原带东部的蒙古高原上？巴氏这一敏锐见解，或许可以十分有效地回答上述问题。?　　从上述基本论点出发，巴费尔德将沿长城与南部农业社会相对峙的北方人群划分为两大类。其一是蒙古高原上比较纯粹的游牧民，通过实行“自外控制”策略，他们经常在边疆政治中扮演关键角色，却避免直接征服汉地社会。其二是分布在满洲以及“满洲边缘地界”（the borderlands of Manchuria）的各人群。后者主要是指“平地松林”，即辽西森林草原上的人们而言。这里是在文化上全同于蒙古高原的游牧人口的家园；但由于相对平等自主的政治结构及其与满洲地域内部各处定居地区的密切接触，他们和从事渔猎、畜牧与粗放农耕的通古斯-满语人群一样，多次侵入汉地并在那里建立起君临汉语人群的王朝式政权。?　　巴费尔德的“权力周期”说有一个太显眼的“例外”，那就是十三世纪从朔漠深处大踏步走向汉地社会的元朝蒙古人。不仅如此，把辽西游牧民和东北的渔猎畜牧人群之所以不惮于立国汉地的原因，仅仅归结于二者都比较熟悉定居文化，并由此把他们归并在相异于蒙古游牧民的同一个分类范畴里，这样做无论如何有过于勉强粗疏之嫌。 　　?　　王明珂在本书中扬弃了巴氏按“蒙古”、“满洲”两个地域标志来生硬地划分人群的范畴。他将两汉魏晋时期的乌桓、东部鲜卑等部族从松嫩流域从事渔猎、畜牧与农业混合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