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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宋辽金史研究:新视野、新论题、新方法”笔谈 《历史研究》编者按:如何在论著数量剧增的同时,提高研究的水平,已成为近年来研究者共同关心的问题。本刊特延请邓小南、柳立言、包伟民、刘浦江、何俊等五位学者,就“宋辽金史研究:新视野、新论题、新方法”这一议题,各抒己见,以飨读者。所谓“新视野、新论题、新方法”,其要义无非在于推动学术的创新。各位学者或就宋辽金史研究在整体上如何调整视角,摆脱困厄,拓展新议题,抒发己见;或就某一具体领域的研究现状献疑直言,以求推陈出新。??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再出发”《历史研究》“宋辽金史研究:新视野、新论题、新方法”笔谈之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邓小南? 对于政治史的研究,国内学界本有深厚的学术积累。长期以来,朝代史的叙事框架基本是依循政治史的脉络建立的,这主要是因为,政治史通常注重与国家、权力、政策相关的重大问题,相对容易把握不同时期的大体走势和贯通性线索。近些年来,学者的关注重心明显呈多元化趋势,政治史独尊的传统优势已经不复存在。研究视界的拓展,有利于把历史原本丰富的内容还给历史;而与此同时,政治史议题的开拓、认识角度的创新、材料的挖掘、研究方式的调整,都成为学人不得不认真面对的挑战。 近年间,在与海外友人谈及大家关切的学术动向时,时常听到诸如“政治史的‘回归’”一类说法;①国内也有学者正面讨论“重提政治史研究”的意义。②对于“新”政治史的宣示与追问,更反映出学人普遍的殷切期待。以国内的宋代政治史研究为例,个人感觉,目前处于一个“再出发”的阶段。所谓“再出发”,不是说此前已经沉寂消歇,而只是感到,学界在摸索调整前行的方向,寻找政治史研究的新可能,并且逐渐形成了新的起点与蓄势。————————①在欧美学界对于当代史的研究中,早有“New Politica1History”(“新政治史”)的提法。2009年,由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和史乐民(Pau1 Jakov Smith)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五代至宋》(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907—1279,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09)上册出版,该册内容基本围绕这一时期的政治史展开,其面世将有效促进英语世界的相关研究。②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0~13页。?一?? 政治史研究的基本对象,是历史上的政治关系及其外延形态,例如各类政治现象、政治体系、政治行为等。透过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不难观察到“政治”对于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特有意义。这种状况,从根本上决定了政治史研究不可能长久退至“边缘”。在帝制时期,“集权政治”具有笼罩和弥漫的性质。尽管各个时代呈现特有的现象,存在特有的问题,掌控和抵拒的程度与方式各有不同;但纷繁的演变中,基本格局与延续的脉络大体清晰。从中央到基层,不容忽视的政治动员力、组织力,有延展,有扭曲,有消解,有变形,但仍然可以说是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社会现实而言,“政治”并非上层统治者把持、享受的“专利”。即便在地方社会,村落、家族、阶层、群体,彼此之间或是各自内部,重要的关系变化不仅出自经济利益、文化认同,往往还与不同层面的政治环境、政治因素相关。政治力量、政治运作在社会生活中的持久影响力,决定了这一学科的深厚生命力。应该说,中国古代政治史——包括宋代政治史——的研究任重道远。值得学人警惕的,倒是我们自己是否有能力把握其底蕴,是否能够呈现出如现实般鲜活的景象、揭示出其背后复杂因素的交织。 谈及一个历史时段的特征,人们心中经常会浮现出某些概括性的“关键词”。近来学人不再试图以“积贫积弱”,以“保守”或是“改革”、“封闭”或是“开放”来简单涵盖宋代历史,而是注意到赵宋一朝存在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①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君主集权、忠君观念逐渐强化,而对于君权的限制因素也在增强;当时既有官僚构成与进言路径的相对开放、有士人理念的“思想解放”,又有稳定至上的戒惕内缩和总体倾向的因循镇重。就基本格局而言,既存在“以兵立国”的长期方略,又呈现着“崇文抑武”的明显偏倚;就政策目标而言,既有理性谨慎的选择,又有敷衍应对的颟顸;就制度设计而言,既有用心精致的诸般措置,又有叠床架屋的冗杂交集;就士大夫群体而言,既具涵养深厚的特质,又是无尽政争的源头与推力。凡此种种,激发着宋史学者的兴趣与关心。 政治史研究的生机,来自具有活力的议题。问题意识与专题研究往往成为引领学术持续进展的生长点。近些年来,在学者独创性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累积渐进、往复讨论,产生出一些聚焦式的议题。“聚焦”与“拓宽”,本似一组对立面;而从宋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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