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进口检验的“零容忍”与SPS协定的矛盾及相关.pdfVIP

摘 要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以下称《SPS协定》是关贸总协定 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保证国际贸易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多边 贸易规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一个新的框架。它规定了各成员应用动植物卫生 检疫措施的权利和义务,为每一成员方提供了一套有关食品安全和动植物检疫 的国际规则,也为成员方在其境内制定和实施相关的措施为保护人类、动物和 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为防止因病菌侵入或传播而造成的危险,为防止因有关添 加剂、污染物、毒素或致病菌而产生的危险及其他损害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同时, 《SPS协定》又通过科学证据原则、风险评估原则与适当保护水平等原则, 将对进口国的保护水平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避免 SPS 措施被利用为一种技术 性贸易壁垒。 我国在进口动植物检验检疫中一直奉行“零容忍”的态度,即只要动植物 产品带有检疫对象或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动物,除非彻底除害并绝对安全,否 则一律禁止进口。这种零容忍政策缺乏科学的风险评估基础,与 WTO 及 SPS 协 议的基本原则不符,且在国际贸易争端中已有被否定的先例。本文试图从《SPS 协定》的内容和原则阐释其平衡保护进口国国民安全和规范各国所采取的 SPS 措施的宗旨,对其在具体案件适用中所引发的问题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目前 的SPS措施实施现状分析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而后提出相应的对策。 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SPS 协定》进行了概述。主要介绍了 《SPS协定》的法律构成及基本原则。即科学证据原则、风险评估和适当保护水 平的原则、与国际标准协调原则、协调一致原则、接受“病虫害非疫区”和“病 虫害低度流行区”的概念原则。它们是各成员国制定和实施 SPS 措施的根本依 据。正是凭借这些基本原则使《SPS协定》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间而独立于其他协 定之外,并对 SPS 措施的规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可操作性。但是,由于世界经 济发展的不平衡及贸易保护主义的作祟,使得这些基本原则在适用过程中对其 2的把握产生了许多分歧。 第二部分主要讲述了我国目前SPS措施实施的情况及存在的问题,重点阐 述了我国在进口动植物检验检疫中的零容忍政策,我国动植物检验检疫的立法 主要还是采取禁止形式,这种以国家法律、规章的形式禁止进境的检疫措施虽 然是昀简单、昀安全、保护效果昀好的方法,但缺乏科学依据,不但违反了WTO 不应给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障碍的基本要求,也不符合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的 SPS措施。而且,我国至今尚未确定国家适当的动物卫生保护水平,因而相关部 门各自为政,按照本部门对动物卫生保护水平的认识和理解来制定动物卫生政 策和SPS措施,因而难以做到协调一致,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法律冲突的情形,也 难以避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随意性。并通过与美国进口的肉类食品争端案、与 巴西“毒大豆”之争介绍了零容忍政策不符合国际惯例,引起了我国与其他贸 易伙伴的贸易摩擦。 第三部分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典型案例:加拿大诉澳大利亚影响鲑 鱼进口案、美国诉日本农产品案,引出了上诉机构在此类案件中的态度。在加 拿大诉澳大利亚影响鲑鱼进口案中,上诉机构认为:尽管上诉机构并不认为要 以量化方式来确定适当保护水平,但进口成员也不能随意以含糊或模棱两可的 方式来确定保护水平。尽管澳大利亚明确表示其确定的适当保护水平是“高水 平的”或“非常保守”的,而非“零风险” ,上诉机构却注意到澳大利亚采取的 是禁止进口的措施,这是属于“零风险”措施(zero-risk),显然与其确定的 保护水平不符。专家组已经很少直接援引《SPS协定》第2.2条作为审理案件的 依据。作为替代,专家组认为,只要违反《SPS协定》第3条和第5条的规定, 便直接推定为违反《SPS协定》第2.2条关于科学性的原则规定。依此思路,任 何一项 SPS 措施都应该与科学原理、风险评估存在合理的关联缺乏科学证据、 充分风险评估或零容忍的保护水平的 SPS 措施基本被上诉机构否定,从而对我 国的进口检验检疫政策有所启示。 第四部分提出了对我国进口动植物检验检疫完善的相关立法建议,重点在 于如何找到零容忍政策的替代制度,在符合 SPS 基本原则的同时,又能保证我 进口动植物的安全。重中之重,就是建立科学的风险评估体系,具体措施包括: 确立适用我国的“适当保护水平”;通过建立多层级的标准体制,使风险评估标 准体制系统化、建立具体的行业标准,使评估标准具体化、建立促进国际标准 3采纳的机制,使评估标准国际化建立科学的风险评估标准;通过评估机构层级 化、国际化、评估人员专业化来设立系统的风险评估机构。 其次,按照《S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