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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时期山西地区的特征及其影响 瞿大风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在入主中原汉地期间，元统治者逐步将山西地区变成开展军事、政治与经济活动的重要地区。其间，山西地 区在元朝征服与统治的历史条件下，以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战略地位，在军事、政治与经济等各个领域均表现出较为 明显的时代特征，且对腹里地区，乃至全国上下的军事、政治与经济产生过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元朝；山西地区；特征；影响 中图分类号码：K247 文献标识码：A 一、元统治者右路西向的战略重地 山西地区位于黄土高原之东，中原大地以北之区，古称河东，又曰山右。这个地区东以太行山 作为屏障与河北相隔；西凭黄河作为襟带与陕西为堑；南依黄河与王屋、太行等诸山之险作为河南 门户；北有勾注雁门和阴山山脉作为外蔽与内蒙古临界。前人历来将其称为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 “表里河山，形胜之区”，又称“河东者九州之冠”，“河东为天下雄胜之地”，“中原之有河东，如人 之有肩背”，甚至竟有“不得河东不雄”的惊人之语。因此，山西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原汉地军政势 力的必争之地，并且成为历代王朝抗击防御北方民族的前沿地带与屏障中原、关陕的重要门户。每 当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之际，往往都是先从西路首先占领河东山西，然后继续挥军南下。 征金之初，成吉思汗曾经采取左、中、右三路对金朝领地展开全面进攻。当时，术赤、察合台 与窝阔台大规模地率领右路军攻略过山西地区。灭金之际，蒙古军则是在占领河东山西以后，渡过 黄河，实行南北夹击，消灭金军主力，彻底灭亡金朝的。灭金以后，山西地区从军事上逐步变成元 统治者在右路西向上的战略跳板，继续向着陕西、四川不断征服，且在占领这些地区以后进行镇戍。 平宋之中，元统治者对于陕西、四川的军事征服是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步骤，前后持续将近半个世纪 之久。其间，这种始自蒙古大汗所制定的征戍格局与划分统领的固定模式具有持久、强大的影响力， 成为黄金家族习以为常，奉行不悖的既定制度。 为此，元统治者根据大蒙古国以来的历朝定制，始终派遣山西地区的汉军诸部作为右路军参加 川陕的作战行动，并形成在右路西向上征服、镇戍并行划一的总体格局。元统治者采取右路西向的 征戍格局，还明显地从河东山西汉军将领的封授军衔上体现出来。庚子（1240）夏五月，九原府主 帅郝和尚拔都朝觐窝阔台汗于行宫，被窝阔台汗封授担任宣德、西京、太原、平阳、延安五路万户， 易金虎符。[1]辛丑（1241），刘黑马以汉军第一万户被蒙古汗廷改授担任都总管万户，“统西京、河 东、陕西诸军万户”，夹谷忙古歹、田雄等并听节制。[2]丁未（1247）九月，梁瑛受诏“充西京、 平阳、太原、京兆、延安五路万户，治太原”。[3] 对于河北、河南与陕西来说，山西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处于高屋建瓴，易守难攻之势，具有十分 重要的战略地位，且以地近“天下腹心”所在，成为“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的镇戍之地。 在蒙古军占领山西地区以后，博尔忽后裔率领蒙古军万户府驻扎留守在河东山西的南部地区，便是 着重于从中原汉地的整体镇戍展开部署的。探马赤军还一度在山西地区分散镇戍，且在中统年间曾 被忽必烈集结起来重新组成侍卫亲军。[4]河东山西等处汉军万户府便担负着河东、陕西与四川右路 1 西向上展开征戍活动的主要职能，因而在这些地区的军事征戍中占有某种特殊地位。 在北方民族加强统治中原汉地之时，山西地区则又成为重要的辅翼地区与统治地盘。忽必烈定 都幽燕，君临天下以后，河东山西便以靠近大都，成为右路西向上赖以藩辅拱卫统治核心的腹里重 地，战略地位逐步提高。为了防御阿里不哥进攻大都，中统元年（1260）五月，忽必烈诏万户郑鼎、 昔剌忙古率领平阳、京兆两路宣抚司所佥军兵七千人，于延安等处守隘。中统二年（1261），忽必烈 又诏命过郑鼎统领征西等军，回防戍守雁门关隘。[5] 随着夺取川陕地区军事征服的不断完成，刘黑马及其后人一度主持过川陕地区的军事镇戍。此 外，郑鼎家族率领平阳精锐部队长期镇戍湖广行省，居于湖广汉军诸部之首。侍卫亲军的忠翊卫则 在晋北地区镇戍屯田，担负着大都近畿右路西向的军事防务。山西地区的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 新附军与侍卫亲军诸部的各种军事镇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