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入库规则” 到优先权规则的转化 一个公共选择的视角.docVIP

从“入库规则”到优先权规则的转化：一个公共选择的视角 杨延昭 邵兴全* （西南政法大学 400031） 摘要：本文在将“入库规则”实施效果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的前提下，采用公共选择的视角，论证了“入库规则”约束下的代位权制度是不符合帕累托最优的，它不能为各债权人提供最佳的责任财产数量，因而应对债权人采用一种选择性的激励手段——优先权规则，来解决这种集体行动中的困境，并同时建议在我国《民法典》中应明确并细化优先权规则，以确保代位权制度真正的落实。 关键词：代位权； “入库规则”； 优先权规则； 公共选择 代位权制度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交换的活跃而于近现代才确立的一项民事法律制度，一般认为该制度起源于罗马法和日耳曼法，正式规定于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1]之后在大陆法系国家广为传播。[2]法理上认为，代位权制度作为一种债的保全制度，乃是背离债的相对性原则的产物，其目的是为防止债务人财产的减少而出现的履行不能。故而，代位权制度设立之初的根本要义是保全债务人的财产，而非履行债权，这就导致了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效果应归属于债务人，之后才由债务人依清偿规则进行清偿，这就是代位权制度中传统的“入库规则”。那么，这样一个规则符合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3]吗？如若不符，我们应该怎样改进？这些都是本文要探讨并试图回答的问题，为此，本文的思路安排如下：我们将传统“入库规则”实施下的结果视为一种公共物品（public goods），[4]并由此采用公共选择理论来论证其实施的低效，换言之，在“入库规则”约束下的代位权制度是不符合帕累托最优的，它不能给债权人提供最佳的责任财产[5]数量，因而应对债权人采用一种选择性的激励手段——优先权规则，来解决这种集体行动中的困难，使代位权制度运作高效起来。 一、“入库规则”约束下代位权制度实施的低效 （一）法学家们的固执：“入库规则” 从中世纪的专制与黑暗中走出来以后，法学家们极力呼吁人权、自由、财产，并宣称人人生而平等，因此，在立法中就出现崇尚自由第一的观念，这反映在民法上就是所谓的民事主体一律平等原则，进而在债法中也就顺其自然地规定上了债权平等原则，正是在此原则的影响下，代位权制度中才确立了“入库规则”。既然债权的设立并没有先后之分，其效力是一律平等的，那么，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在胜诉后也就没有优先受偿的特权，只能将所胜之物归于债务人，从而作为债务人的财产，与其他债权人一起受偿，这也是与债的保全目的相一致的。 传统的“入库规则”认为，依债权人代位权法理，行使代位权取得的财产应先归入债务人的一般财产，然后再由债权人依据债的消偿规则从债务人那里接受清偿。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入库规则”强调保全债务人财产以期确保各个债权人能平等地受偿。也就是说，代位权实行的效果，并不是为了满足债权的实现，而是准备债权的实现，因而，有学者把它称之为强制执行的预备功能。[6]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法律制度应该促进财富的增长已成不争的事实，可许多法学家仍未意识到这一点，仍抱残守缺，不肯突破债的平等性原则，依然认为“入库规则”是代位权制度实施效果的应有之义，[7]不应修改与废除。之所以产生这种现状，我们认为，一方面是法学家们固有的公平、正义理念在作怪，在他们眼中法律就是正义的化身，至于效率则在其次，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出于私利，他们极不情愿看见自己所构建的理论大厦因某种原因而崩溃，故而提出什么维护理论体系完整性的说辞，来阻碍代位权制度的变迁。一句话，正是一些法学家们的固执才使得“入库规则”仍牢固地生存于民法理论之中，应该说这是民法发展的悲哀，但更是那些固执的法学家的悲哀，因为他们看不到制度变迁的真正意义。 （二）“入库规则”与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8] 经济学上有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分，“公共物品是指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私人物品恰恰相反，是那些可以分割，可以供不同人消费，并且对他人没有外部收益或成本的物品”[9]，相对于私人物品而言，公共物品因其所具有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特点，而导致私人供给的不足，故而公共物品大多由政府提供，如国防、社会保障等。 在“入库规则”约束下，代位权实施的效果也是一种公共物品，因为当债权人胜诉后，其后果归属于债务人，然后按债权平等来清偿，这就使得责任财产具有了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10]使其成为了一种公共物品，按照经济学上的逻辑，公共物品的供给是不足的，那么代位权制度中的债权人是否会自愿增加责任财产的数量呢？这里我们构建一个囚犯困境的模型来回答这一问题。 让我们假设有两个债权人的情况，A和B，每一债权人具有同等的经济实力来提起诉讼，并同时假设每位债权人胜诉后都将获得10单位的回报。每个债权均有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