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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疗的经济分析*
邹至庄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新泽西08544)
摘要:本文在描述了1949年以来的中国医疗制度的演变历程之后, 估计了医疗需求的统计方程,并利用此需求方程解释了中国医疗需求的快速增长,以及在供给无法增加情况下需求增长所导致的医疗价格快速上涨。医疗服务供给的增长停滞则被归咎于中国医疗的国营供给体系。然后,本文用江苏省宿迁市的医疗改革经验证明了医疗供给民营化的正面影响。最后,针对政府对城市和农村人口制定的医疗政策进行了介绍和评价。
关键词:医疗需求 医疗供给 城市 农村
一、导论
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包括对中国从1978年以来所创造的经济发展奇迹的关心,更包括对相当一部分的农村人口医疗状况恶化问题的广泛讨论。本文第二部分回顾了1949年到1980年期间中国在改善人口健康状况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描述了1980年以后医疗卫生系统的变化。
第三部分估计了医疗需求的统计函数。第四部分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那就是,从1989年到2004年中国的人均医疗供给基本没有增长,而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其他的消费品的产出都有较快的增长。我分析了中国医疗供给状况的成因,并用江苏省宿迁市最近的改革经验作为例子证明了民营化可以迅速提高医疗供给。对政府政策的评价被安排在第五部分。第六部分是全文的结论。
二、中国医疗制度的演变
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地致力于改善人民的健康。年死亡率的下降是人民健康水平提高的指标之一,它从1952年的1.7%下降到1980年的0.634%,参见Chow(2002)或邹至庄(2005) 中的表12.1。而另外一个指标期望寿命在50年代初期为40.8岁,到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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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至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通讯地址:Department of Economics,Fisher Hal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NJ 08544,U.S.A.。电话:001-609-258-4030,电子邮箱: gchow@,个人主页:/~gchow
( 作者感谢黄丞、林相森、Uwe Reinhardt、沈艳和由George Tolley组织的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中国西部经济发展会议”的参加者等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感谢Thomas Wu出色的助理工作,还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和邹至庄计量经济学研究中心在本文准备过程中给予的资助。
初期变为49.5岁,到70年代末期经济改革起步时则达到了65.3岁 (见世界经济展望:2004版: /unpp/p2k0data.asp)。与此同时,很多疾病被消灭或者得到有效控制,政府实施了很多卫生政策和保护人们健康的政策。到1980年为止,医疗人员和医疗机构的数量已经很大,详见Chow(2002)第212至213页。
在1978年经济改革之前,农村公社的医疗服务是通过一个三级系统来实现的,这个系统的管理和筹资均由当地政府负责。在第一个层级,诊所里的赤脚医生提供预防性和基本的医疗服务。较严重的病人则被转到第二个层级,即公社医疗所。公社医疗所的门诊部为每公社1万到2.5万的人口提供服务,每个医疗所约有10到30个床位,工作人员主要是级别比较低的医生。重症患者则被送到第三个层级,即医生级别较高的县医院。把赤脚医生组织起来向农村人口提供医疗服务的这种“合作医疗体系”(CMS)是中国农村公社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资金来源于公社的福利基金。相关内容详见魏之(1982)。
可见,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具有双重角色,一个是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者,另外一个是农民医疗保险基金。如果公社领导人可以控制所有的资源,包括资金、人员和医疗用品,医疗服务就可以以计划经济的模式适当地提供给农村患者。但这并不是说一定比民营供应好。
经济改革之后,上述医疗体系随着公社制度的弱化而解体了。在很多贫困地区,由于在原来的体系下应该承担提供医疗服务责任的当地政府无法获得足够的税收收入,医疗设施和服务质量都变差了。而赤脚医生发现进行农业生产或者建立私人诊所更有利可图。同时,农民收入上升引起农民对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的需求增加。于是,医疗服务的有限供给就导致了医疗价格上涨。低收入的农民没有能力消费与原合作医疗体系下质量相同的医疗服务。World Bank (1997,第3页)报道:现在,随着公社制度逐渐被取代,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失去了其以公社为基础的资金来源。当公社最终彻底消失时,合作医疗体系也不存在了。现在,只有10%左右的农村人口拥有某种由社区出资提供的医疗保险了,比保险覆盖率最高的1975年的85%低了很多。大概7亿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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