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先秦、秦汉.docVIP

2002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先秦、秦汉 2002年先秦、秦汉 经济 史 研究 取得了新的成果，无论研究深度还是研究领域的拓展上，都较上一年有所提高。但也存在不足，如对先秦经济史的研究关注不够，经济思想研究选题重复较多，一些论文质量不高等。兹分述如下： 总体性论述 李根蟠、张剑平《 社会 经济形态 理论 与古史分期讨论——李根蟠先生访谈录》（史学理论研究4）就古史分期的研究与 方法 进行了讨论，认为在古史分期 问题 研究中，应在遵循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前提下认识 中国 历史 的特殊性，即用马克思、恩格斯从西欧经验中概括出来的“一般”研究中国历史的“特殊”。这种“一般”可以作为“参照”，在研究古史分期过程中接受检验，获得修正和 发展 ，但不能把它当成公式套到中国历史上。并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是把讨论推向深入的必要条件。薛国中《秦汉社会性质的再思考》（武汉大学学报3）一文认为长期以来，史学界按常说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把秦汉到明清的2000余年的社会，界定为地主经济型的封建社会。但实质上秦汉社会的本质特征与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完全不相符合。薛文认为，作为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应是 政治 上的分权制，经济上的土地王有制和阶级关系的农奴制。凡不具备这三大特征者，概不能算其为封建社会。而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分割，是封建社会的首要特征。秦汉社会性质与周代显著不同。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自西周开始将近九个世纪的封建制度，开始进入到专制主义社会阶段。专制主义社会的特征是：政治上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经济上废除土地王（公）有制，确立私有制；阶级关系上，劳动者农民摆脱了农奴地位，有了独立人格，可以自由居迁择业。 马克垚的《论地主经济》（世界历史1）一文，从中西封建社会历史的对比角度出发，认为地主经济是封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主经济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封建主的消费需要，它存在着一种二元结构，即 自然 经济部分和商品经济部分。同时，地主经济也是一种垄断经济，一种短缺经济。该观点发人深省，对重新认识中国封建地主经济颇具启迪性。唐文基在《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经营地主——对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再认识》（福建师大学报1）一文中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经营地主，指的是为增加其财富而亲自勤于经营其地产的地主，其特征是以增加财富为目的，搞集约经营，努力改善生产设备和技术，调整与生产者关系，讲究经济效益，与寄生地主形成鲜明对比。经营地主对于商品市场的推动作用也大于小生产者。唐文认为，经营地主是中国封建地主政治经济体制的产物，土地商品化是经营地主产生的市场条件。中国封建社会地主的传统经营方式和发育不充分的封建市场，又制约着经营地主的发展。 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问题在本年度没引起学者的更多关注。师存勋《西周土地制度国有性质论略》（广西社会 科学 2）一文认为所谓西周土地“王有”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拥有，真正的土地所有权在封建气息颇浓的村社掌握之中。晁福林的《《九店楚简补释：小议战国时期楚国田亩制度》（中原文物5）一文认为当时楚国的田亩基本上是两畦为一亩，亩制为其最基础的地积单位。李炳泉《西汉西域渠犁屯田考论》（西域研究1）一文把部分敦煌悬泉置汉简资料和传世 文献 相结合，对西汉在西域渠犁屯田的首开和重开时间、最大规模、职官设置及其屯田的作用进行了探讨，认为渠犁屯田首开于汉武帝时，重开和扩大在汉宣帝时，其性质为军屯。李炳泉的另一篇文章《尹湾汉墓简牍“提封”面积数指的不是东海郡的耕地面积》（聊城大学学报1）不同意尹湾六号汉墓出土的木牍《集簿》所载的“提封”田是东海郡的耕地面积数的观点，认为它是一条关于东海郡土地面积的准确数字，并肯定了其在西汉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价值。 农业与区域农业经济 宋镇豪在《五谷、六谷与九谷——谈谈甲古文中的谷类作物》（中国历史文物4）一文认为，古代文献中的所谓“五谷”、“六谷”、“九谷”之说，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稷、黍、麦、稻、大豆，是商代的“五谷”。粟、黍、麦、稻、高梁、大豆为商代的“六谷”。禾（粟）、黍、粱、麦、来（小麦）、秜（稻）、稌（糯稻）、大豆、高粱，为商代的“九谷”，是商人社会生活中的九大类“粒食”种类。范毓周《关于商代麦类作物的几个问题》（中国农史1）一文对学术界争执不一的商代麦类作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易德生《〈管子〉中“五谷”略考》（郧阳师专学报1）从作物种植时间角度，认为“禾”、“稷”是同一物，“黍”与“稷”是不同的两种植物。张经《殷商时期诸神与农业关系 分析 》（农业考古1）一文通过对相关卜辞的分析，认为商人并没有专门的农业保护神。在商人所祭祀、崇拜的多种神灵中，他们都或直接、或通过控制， 影响 其他自然现象，作用于农业生产，表现出“异己”、“亲己”等不同的特征，但是还没有那个神灵是专司农业的。胡衍铮在《诗经·豳风·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