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及其“三传”所见建筑原则探析.docVIP

《春秋》及其“三传”所见建筑原则探析 　　今本《春秋》是春秋时期诸国史中唯一的幸存者，一般认为是鲁国史官的集体创作，孔子晚年曾对此进行过修订。作为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它以鲁国十二公为顺序，记载了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间以鲁国为主的周王朝时期的历史，史学家也因此把这一时期称为春秋时期。但《春秋》纪事简略，故后人为之作传者颇多，今唐代以前者仅存《左传》和《公羊传》、《?粱传》三种，史称《春秋》“三传”。《左传》详于纪事，但纪事年代迄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书末并附有鲁悼公四年（公元前464年）及智伯灭亡（公元前454年）事，超过《春秋》，所记事项也并不与《春秋》完全对应，因此有学者倾向于其为独立成书。据杨伯峻推测，《左传》约作于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389年之间，在《春秋》“三传”中历史价值最高。其书自刘歆以来多以为出自孔壁藏书。作者旧题为春秋末年左丘明所作，当代学者多认为是战国初年人的作品，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鲁《春秋》当为其中之一。与《左传》为古文经不同，《公羊传》和《?粱传》都是今文经，分别传自公羊高与?粱喜，约写定于西汉时期，文字确与《春秋》成对应关系，多阐述义理，为释经之作。 　　但不论《春秋》及其“三传”的作者是何人，“三传”是今文经还是古文经，成书于春秋、战国还是汉代，创作的出发点如何不同，《春秋》及其“三传”都反映出鲜明的儒家思想特点，并在剧烈的时代变革中呈现出与时俱进的历史倾向。从建筑制度来看，尽管诸子时期的儒家与汉儒在思想的独立性上有所不同，但皆宗于周公、孔子，在维护上下尊卑等级秩序的前提下，讲究建筑大事“必须公命”，恪守等级。同时从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又时刻保持民本立场，非“当时有急”，在建筑时间上务求不妨农时。在王者为争霸大业或享一己之利而兴造时，强调以德为上、以德保民。就其制度的时代性而言，由于鲁国为姬姓国，遵周制，而周人制度的创始者周公正是儒家追慕与供奉的始祖，因此“三传”不论是否独立成书，成书时代是否各异，思想是否独立于《春秋》之外，其推崇和主述的都是姬周制度却是不争的事实。然其虽向往周人礼仪制度，却并不迂腐。他们在站定民本立场和渴望安定统一的心理状态下反对战争，但却并不一味否定诸侯争霸的行为，而是持一种当下的，甚至是发展的历史观看待诸侯战争，对围绕战争而发生的筑城行为不予置评，甚至加以理解。其所展现的时代人文思潮与道德意识奠定了后世政治理想的根基。 　　古人为《春秋》及“三传”研究，其中专论建筑者只有清人沈淑的《春秋左传宫室》一卷，但类似索引，语焉不详。今即以一《经》、三《传》的相关记载，详述其中所展现的建筑之基本原则，及其所反映出来的时代特点与思想倾向。 　　一、 建筑时间要求及其权变原则 　　延续上古传统，为保证农耕社会的稳定发展，若非特殊情况，营造一般在农闲时进行，即遵循“使民以时”的原则。《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冬十二月，城诸及防。书，时也。凡土功，龙见而毕务，戒事也。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毕”一段，《左传正义》（以下简称《正义》）引杜预《春秋释例》（以下简称《释例》）曰：“都邑者，人之聚也，国家之藩卫，百姓之保障，不固则败，不修则坏，故虽不临寇，必于农隙备其守御，无妨民务。”实际上不仅都邑，其他建筑事项一般也遵循这一原则。而且不仅周人，这个“使民以时”的原则也是整个古代中国一直遵守的基本准则，历来被视为立国之本。 　　刘雨婷：《春秋》及其“三传”所见建筑原则探析至于农闲的具体时间，上引《传》文中说得很详细：“凡土功，龙见而毕务，戒事也。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毕。”古者观象授时，“《传》曰‘龙见而毕，务戒事也’，谓夏之九月，周之十一月，龙星角、亢晨见东方，于是纳其禾稼，三务始毕，而戒民以土功事也。‘火见而致用’，大火星次角、亢而晨见，于是致其用也。‘水昏正而栽’，谓夏之十月，定星昏而中，于是树板干而兴作焉。‘日至而毕’，谓日既南至，微阳始动，故土功息。……冬至之后，当更修来年农事，不得复兴土功也”（《左传》庄公二十九年《正义》引《释例》）。据《新唐书?历志三上》：“以岁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见。立冬，火见营室中。后七日，水星昏正，可以兴板干。故祖冲之以为定之方中，直营室八度。”冬至日在正月。也就是说，周人以周历仲冬十一月（夏历即今阴历为九月）霜降日至来年孟春正月（夏历十二月）冬至日之间为建筑季节。其过程大致是：以霜降日为农事完毕、兴作开始的标志，立冬以后准备兴作的材料，七天后，定之方中，开始树板以作，至冬至土功完毕，开始准备来年的农业生产。凡在此期间的建筑事项皆为得时，否则为不时。故《左传》以桓公十六年冬城向，庄公二十九年冬十二月城诸及防，文公十二年冬十二月城诸及郓，宣公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