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谏容易死殉难”？.docVIP

“直谏容易死殉难”？ 　　一件轰动朝野的事 　　1879年4月29日清晨，一条来自蓟州知州刘枝彦的奏闻，打破了这个暮春暖日本该有的静谧祥和。刘知州的折子，牵涉一桩命案：据其所辖马伸桥乡保张利26日之禀告，当月11日同治帝后归葬惠陵，奉安典礼结束后，有一名叫做吴可读的吏部主事未随大队人马返京，而是滞留于三义庙内。25日夜，吴氏先是准备悬梁自尽，孰知房梁太高，且朽败不堪，于是取出事先准备的洋药，服毒身亡。 　　一个区区的六品京官，在荒郊野外自杀，乍一看似无八卦可挖，亦无卖点可言。按常理判断其隐情无非仕途失意、畏罪自尽、病魔缠身之类。然吴氏之死很快便传遍朝野内外，“凶耗传闻，盈廷震骇，无论知与不知，咸相顾失色矣”，一时间形成巨大的轰动效应。 　　“吴可读事件”之所以轰动，缘由有三： 　　第一，吴之死确实属于自杀，但他临死前“遗有封存密折一匣，遗书嘱为转呈吏部代递”，明摆着将肉体消亡作为载体，其真正意图在于劝谏君上。换言之，吴这是尸谏！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武死战，文死谏”乃报国忠君者的至高境界。当君臣关系恶化到有话不能好好说、有事不能细细谈的地步时，便会有人豁了出去，以命相搏，以期唤醒天听。 　　第二，吴之遗折言语堪称火爆。若循常例，部署呈递的代奏折件，应先由该部堂官共同开启查阅，如无违悖字样，才能转呈皇上。但鉴于吴可读采取尸谏，且遗折密封。吏部官员料到此折一定牵扯重大且敏感的政治问题，于是违背规定，不拆视就径报朝廷。如此做法，既可免责，又能保证遗折内容不外泄，可谓一举两得。当慈禧打开折子一瞧，不禁勃然大怒。吴氏写道： 　　罪臣涕泣跪诵，反复思维，窃以为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大统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 　　常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吴氏临死之折，不仅满纸忠心，更堪称生猛。居然径直指责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此举在帝制时代实属罕见。吴可读行为极端，言辞激烈，自然引来士林一片哗然，想必当时不少官绅心里暗暗为其竖大拇指。 　　第三，吴氏遗折中心在于光绪帝之承嗣大统问题，这恰恰点中了晚清政治体制之要害。咸丰帝逝后，清廷政治运作便进入非常态。先是两宫太后垂帘，宠信太监，接着实现叔嫂联手执政，之后又出现同治帝早夭无嗣之窘境。宗祧继承的原则是“有子立嫡，无子立后”，无子时，以人为方式弥补自然血缘之缺憾，以其作为继承人续承宗庙世系。故帝嗣的选立，不仅攸关皇脉延续，更关乎国运。当时慈禧选立同治帝同辈载?为皇位继承人，而未从“溥”字辈中寻觅，明显违背祖宗之法。慑于慈禧之权威，众臣大都敢怒不敢言。吴可读遗折挑明此事不合祖制，为众人提供了再度于朝堂内掀起立嗣承统大讨论之理由。 　　回望彼时政情，或许除了尸谏，短期内似无他策能耸动视听，那为何践行此举的单单是吴可读？ 　　一位憨直冲动的人 　　不妨先从吴可读其人其事说起。 　　当吴自殒时，已68岁。粗看其近70年的人生经历尤其是宦途沉浮，值得大书特书者，着实寥寥。吴可读，字柳堂，甘肃皋兰人，自谓“家谱自前明始迁祖以来，三百载椒房之亲，二百年耕读之家，十八代忠厚之泽，七十岁清白之身”。其科考之途实在坎坷。他天资还算不错，24岁那年即考中恩科举人。之后吴寓居京城达八年之久，一心博取功名，却屡屡名落孙山。旁人落榜往往因水平不济或怀才不遇，而吴氏不中，则另有原因。吴在其尸谏前留给子女的《诀儿书》中，对自己之荒唐早年并不讳言：“我少好游荡，作狎邪游。”原来，吴在京城备考时，迷上了一位叫做翠花的姑娘。翠花虽貌仅中姿，但略解诗书，谈吐不俗，吴可读是个至情至性之人，动到情感，一往不复，万死难回，索性把考篮丢在墙角，积得好厚的灰尘，因此得了个极不雅的外号：“吴大嫖”。待春闱榜发，沉溺于温柔乡的吴可读果然落第。翠花为他大哭一场，吴可读倒觉得她这一副眼泪可贵，不输于金殿胪歌。便以兰州道远，不如在京读书作为托词，依然迷恋京华烟云，日日与翠花缠绵。直到一日吴千金散尽，深受妓家冷落。他的同乡便劝他回九天庙住，与风尘女子一刀两断。吴可读无奈，只得依从。当时恰好四大徽班之一的四喜班，重新由余三胜掌班，大事振兴，便有人拿这两件事做了一副对联，说是：“余三胜重兴四喜班，吴大嫖再住九天庙。”这百般蜜意，千种柔情，耗去了吴氏整整七年的光阴。自此吴浪子回头，终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金榜题名。 　　迷恋妓女数年，之后又能幡然醒悟，潜心科考。可见吴可读性格之中蕴含着放浪不羁与倔强执拗的两个方面。 　　进入政坛后，几经辗转，吴可读出任御史，负谏诤之权。于此期间，吴以弹劾成禄的两折扬名宦海。成禄时任乌鲁木齐提督，不仅作威作福，还虚报军功。有一年由于天灾，肃州高台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