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29年北平电车工会运动.docVIP

1928—1929年北平电车工会运动 　　1928年6月，国民政府北伐军占领北京（后改北平），国民党的地方组织也转为公开活动。尽管1927年“清党”后，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革命政党，但在之后的几年里，一些基层党部仍在积极地开展民众运动。北平也不例外。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在市党部“指导”下，建立了各行业工人的工会组织。据统计，到1929年8月，北平各行业工会已有45个，工会会员2.2万人。而其中，电车公司工人工会的活动，堪称典范。 　　一 　　北平电车公司于1924年正式运营，是民国时期北平最主要的近代企业之一。据1933年统计，电车公司有车路工人604人，其中一线的司机生、售票生就有450人。在近代工业并不发达的北平，如此规模算是相当可观了。电车工人工资微薄，仅有“过半数其所得工资，可以维持其家庭的最低生活”。相反，电车公司针对工人的处罚却多达80余项，轻则罚金，重则“开革”。生活的艰辛，资方的压迫，都让电车工人心怀不满。而人数多、素质高、重协作，又让他们易于组织和动员，这为工会的出现提供了条件。1928年6月25日，电车工人工会成立，这是当时北平最早成立的合法工会之一，甚至比北平市总工会成立（6月30日）还早。 　　尽管国民党领导下的工会反对阶级斗争，宣扬劳资合作，但这些新生的工会组织仍然跃跃欲试，准备与资本家老板们一较高下。早在电车工会成立大会上，工会代表就喊出口号：“嗣后遇有不平等之事，则以罢工为后援。”到了10月，电车工会正式向公司提出了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补助工人子弟学校经费等要求，但并未被公司接纳。到11月中旬双方交涉仍无结果。于是，未达目的的工会委员们放出话来：如果再得不到公司的满意答复，将发动罢工，“以示坚决”。 　　与此同时，电车工人的工作环境进一步恶化。北伐军占领北平后，各路军人充斥市内，时有横暴行为。士兵乘电车不买票，不遵守乘车秩序，不服从司售人员管理，甚至殴打司售人员的事件屡屡发生。对此，电车工会曾于10月26日向公司提出要求，切实加强工人安全保障。但公司方面一直虚与委蛇，并未做出什么实质行动。结果11月18日，又有两辆车的售票生、司机生被不法士兵打伤。此事进一步刺激了电车工人。11月20日上午，电车工会在三里河车厂召开全体工人大会，讨论军人殴伤工友和要求电车公司改善待遇等问题。当日早8点至10点间，由于电车工人全体开会，北平各路电车一律停驶，直到10点散会后，才陆续恢复出车。 　　当天下午，由工会拟定的正式“警告书”递到了公司董事面前。“警告书”要求四项：一、由公司向当局交涉，杜绝再发生打伤工人事件；二、将在工人被打事件中“畏祸隐避，不加救护援助”的公司总稽查韩宝书立即开除；三、此后再发生打伤工人事件，伤者每人给予抚恤金20—200元，具体数额由工会决定；四、公司每月向工会拨付津贴200元，用于办理工人学校。最后，工会措辞强硬地要求资方：“限于自警告日起，于二十四小时内，完全答覆，否则工人等不堪其苦，决一律难再继续工作。” 　　次日，公司按时给出了回信，不过内容却充满了推诿和拒绝。而就在劳资双方往来交涉期间，珠市口又有电车工人被士兵打伤。这就更是火上浇油。22日，电车工会再次召开工人大会，讨论抵制办法。众人一致认为：工友在工作期间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公司、政府又疏于维护，要争取工人权益，只有罢工！ 　　但是，这“工”怎么个“罢”法，还要细细思量。作为城市公用事业，电车运行关乎市民公共利益和社会正常秩序，因此单纯举行罢工，很可能会招来社会各界的反对，增加斗争的阻力。于是工人们决计采用灵活方式：“军人殴打工友之原因，不外因怪售票生令其购买车票，工友等既因售票而遭彼军人之侮辱，莫如不售票，任人搭乘电车，而免遭彼辈之毒打。” 　　于是，“罢工”变成了“怠工”。从22日上午9点起，各路电车一律行车不售票，任人搭乘。不少市民见有利可图，纷纷乘坐电车，以至于当日电车较之往常“尤形拥挤”，且“人人莫不欣欣然而色喜”。23日，电车工会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向驻平各报记者报告事件原委，希望以此寻求更多的社会理解和支持。 　　怠工果然见效，电车公司仅22日一天的营业损失就高达银元3千元。对于工人的怠工行动，公司董事会束手无策，只好求党政部门帮忙。于是，北平市公安局长赵以宽、公用局长李光汉与市总工会主席张寅卿共同出面，开始进行调解。官方出马，果然奏效。23日，电车工会表示愿意接受调停，暂时复工。下午6点，各路电车恢复售票，怠工告一段落。 　　二 　　几经协商，27日，电车公司董事会终于通过了劳资纠纷解决方案：一、公司负责切实向军警机关交涉；二、稽查韩某停班；三、公司按月补助工人教育经费200元；四、工人在车上服务受到伤害，公司给予慰问费20—150元，具体数目由工会确定；五、月薪28元以下之工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