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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悖论”的现代性根源探讨 　　〔摘要〕 幸福是人们对一定时期“自身状况的满意”。然而在现代性思潮的影响下，幸福的追求演变成对物质财富的无止境占有和消费，致使幸福陷入了前提性的危机与困惑，即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的却是压力的倍增，幸福感的疏离。究其根源，在于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物质化致使幸福“物化”，在于工具理性的驱动下人之存在价值的迷失导致幸福的“工具化”，以及技术理性的张扬加剧幸福的“虚无化”。 　　〔关键词〕 “幸福悖论”，现代性根源，“物化”，“工具化”，“虚无化”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2-0009-03 　　幸福作为人人追求的终极目标，既是对一定时期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事实判断，也是对生活目标和生活理想的价值判断，是对“自身状况的满意”（康德语）。但在现代性思潮所倡导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笼罩下，幸福被“物化”的逻辑所控制，成为个人物质需求满足程度的代名词，幸福与否与物质财富拥有度呈现出一定正相关关系。然而，人的物欲是不断变化、永无止境的，而人满足需求的能力却是有限的，特别是在现代性生产和生活方式下，资源的相对短缺，致使这种有限与无限的矛盾更显不可调和，幸福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前提性的危机与困惑，即物质财富持续的增长，人们的幸福感却呈现出下滑的趋势，印证了由美国南加州大学“幸福经济学”奠基人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在1974年提出的“幸福悖论”，后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伊斯特林随后对中国进行了专门研究，在《中国的生活满意度：1990-2010》中指出，过去20年里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满意度呈急剧下滑的趋势。中国人1990年的幸福感要强于2010年。我国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如曹大宇在《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中也提出，1990-2007年间，中国居民的人均GDP有很大幅度的增加，然而整体的幸福感水平并没有显著增加，居民生活满意度从1990年的大约7.3下降为2007年的6.8。〔1 〕 （P27 ）娄伶俐研究表明，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1990年至2008年我国居民幸福指数维持在6-7，基本上呈现水平波动的状况。显然，始于西方的幸福悖论问题在我国已经显现，引发了学者的研究和国人的深思，尤其近年来“幸福问题”在媒体的关注下，似乎更加“热门”。本文基于哲学的立场，对导致“幸福悖论”的现代性根源进行探讨，认为在现代性生产、生活方式及其重要特征的世俗化、功利化、工具理性化等主导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把现代人对幸福的追求一步步演变成对功利的崇拜，致使幸福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囚徒困境”。 　　一、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物质化致使幸福“物化” 　　展示人之生命活动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幸福的源泉，当人们所理解并追求的人生目标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时，就会产生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获得幸福之感。因此，理解现代人的幸福问题，离不开对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理解和分析。 　　“现代”是针对前现代而言的。马克思、恩格斯把19世纪称之为“现代”，指称特定的历史时代。在前现代社会，还基本处于自然经济社会的“人的群体依赖关系”，人被限定在诸如家庭、氏族公社等单一共同体的狭小范围里，个人严重依附于整体。但19世纪进入以大机器生产为标志的现代工业社会，封建社会体制下的地主和农民、主人和仆人及师傅和徒弟等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终结了，代之以商品生产社会以物的依赖性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阶段。在这一阶段，“物”的空前膨胀与人的异化、“贬值”伴随着进行。首先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资本家的异化。资本家赋予资本以人格化的魅力，始终把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作为最高目的，在他们眼里，包括工人在内都是“商品”，其存在的本质及所做的一切只为了赚钱。而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不仅他的劳动及劳动产品不属于他自己，外化为异己的力量与他们相对立，就连他自身的劳动都不属于自己，而是以廉价的“工资”出卖给资本家，呈现出全面的外化和特定化存在状态，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每个人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可见，现代性商品社会化大生产虽然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却使人成为片面化的存在，是“通过最大地损害个人的发展”而实现的，是在人的全面异化过程中展开的。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个人的生存无法依靠群体的力量来实现，只能依靠自己来解决。而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生存，只有不断地去适应竞争以获得并占有更多的财富，这样幸福的追求就逐渐被纳入到“物”的逻辑轨道上。无论富者抑或贫者，人们的幸福观逐渐趋同，那就是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和与竞争相适应的互相攀比。贫者的幸福在于分得物质财富，富者的幸福在于保持并赚取更多的物质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