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年龄、生产率和持续生存能力：基于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docVIP

失地农民年龄、生产率和持续生存能力：基于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摘 要： 　　城市化进程需要城市建设规模的增大，因此政府层面的征地就成为城市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农地产权的二元属性、区域政府的寻租动机和经济发展政绩的内生性等因素催生了大批“失地农民”群体。失地后的农民仅仅依靠征地补偿款不能维持日后的生活，政府必须认真研究保障“失地农民”群体的利益、权利、安置、稳定。研究失地后农民的生产率能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笔者从失地前的农民生产率影响因素分析入手，在技术进步水平一致的情况下，结合所在地域和年龄等要素研究其生产率的增长或者下降趋势，为其失地后的持续生存能力保障提供建设性建议。 　　关键词：失地农民；生产率；年龄；持续生存能力 　　作者简介：王曾（1980-），男，湖北襄阳人，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讲师，主要从事公共经济管理、城市管理、城市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2-0044-06收稿日期：2012-02-28 　　引言 　　农民个体作为一个独立“理性人”，其边际劳动生产率会随着年龄和生产经验的增加而上升，但在其生命后期（中年以后）生产率也会逐渐下降。在失去土地之前，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投入与产出、年龄和农地的规模之间存在一种循环关系（Loomis，1936）。而且当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时，他们的生产效率的变动趋势是先上升后下降，他们的收入也随着先增加后减少，理性的他们会在增长阶段大量增加投入获得高收益，以便在下降或者退出农业生产时生活质量不下降。因此，在保障后期收益和生活质量的要求下，个体农民在失地前的年龄要素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变量，有研究显示农民个体35～44周岁的阶段劳动生产率最高，之前或者之后都会下降（Tauer，1984）。 　　事实上，我国农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大批量的小农户居多，在家庭中从事农业生产的是年龄较大的个体，年轻个体都从事劳务性工作，因此征地后年龄大的群体无法从事非农业产业，收入来源将减少，生活保障的风险亦因此增大（刘鹏凌 等，2005）。那么如何保障征地后“年龄大”的群体的生活质量不下降呢？笔者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来阐述这个问题，以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借鉴。 　　以往对失地前的农民农业生产率的研究都是用年龄要素来估计失地前的农民生产率（Tauer），是对不同的年龄组使用统一估计函数。笔者则采用不同于Tauer的研究方法，对不同年龄组的估计使用不同的估计模型，并且假定不同地区的技术进步系数相同，致使个体特征不同时同一技术进步的效率具有异质性。在对失地前农民的农业生产率进行分析之后，转而对失地后农民生活保障影响要素进行研究。年龄和技术进步仍然是影响失地后农民的收入和生活质量的要素。两个阶段的生产率如何衔接，笔者也将进行一定程度的探讨。 　　一、理论模型的框架构建 　　（一）失地前农民生产率影响要素模型 　　某区域内两个不同年龄组的农民的生产函数关系可以表示为 　　其中，fs（Xi）表示特定地区s的农民的生产函数，Xi表示年龄组0和1的生产投入数量，且yi表示农业生产投入结果，A（θi）表示年龄组i的效率因素（Chambers，1988）。 　　式（1）假设特定地区所有年龄组的生产技术是相同的，但不同年龄组的农民可能投入的数量不同，导致不同效率水平的生产结果。此假设比假定年龄群体不同时技术水平不同更合理，且在区域生产技术的差异性方面表现更为明显。 　　群体1相对于群体0的相关系数为 　　A（θ1）A（θ0）=y1fs（X0）y0fs（X1）（2） 　　对式（2）两边取自然对数，得 　　LnA（θ1）-LnA（θ0）= 　　Lny1-Lny0+Lnfs（X0）-LnFs（X1）（3） 　　若β可以通过转换成自然对数形式，并且可以用衡量企业成本最低化的Tronquist投入指标替代，则替代LnFs（X）的公式为 　　ε∑jWjXjCLn（Xj）（4） 　　其中，ε是规模弹性，Wj是投入要素j的价格，Xj表示投入要素j的数量，且C表示投入总成本且为 　　∑jWjXj（5） 　　Tronquist生产率指标一般情况下是用于测量高水平的生产率的。既定生产率技术的自然对数是近似于任何水平生产技术的二阶导数，因此称为灵活性方法（Diewert，1976）。 　　将Tronquist生产率指标代入式（3），得 　　T=Lny1-Lny0 　　-ε∑j12[vj1+vj0][LnXj1-LnXj0]（6） 　　其中，Vjt表示企业i投入要素j的成本比例。 　　给定y、X和W的数据值，式（6）中未知要素为T和ε。特例是，假定ε=1表示产生规模效应，则T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