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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 【摘要】：中国历史之真实是每一个中国人理应明了的，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正是处于一种求中国历史之真实的目的而作，其中八个讲题，一种思想——求真实与致用之中国历史。笔者这篇随笔，致力于探求钱穆先生研究历史时的求真、致用思想，同时也提出对钱穆先生某些历史观念的个人思考。 【关键词】；中国历史、真实、致用、钱穆。 钱穆（1895～1990），字宾四，著名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1912年始为乡村小学教师， 后历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数校任教。1949年只身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起定居台湾。著有《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新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作品。 中国之历史绵延千年，各时代皆有人对当时或其以前之历史加于记叙和研究。至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中前期，中华民族受外国之侵略，西方学术思想浸于中国学者之头脑，对以往的中国历史有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和判定，爱者有之、弃者亦有之。钱穆先生作为一名受中国文化熏陶之下的历史学者，对中国历史之看法有其独到之处，汇其在香港某学术机构八次演讲而作《中国历史研究法》，此书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之治学之作，还饱含了一个对祖国文化含有脉脉温情的学者的爱国之志。 钱穆先生在此书中，将中国历史分题而述其各自研究特点和方法，总揽通史和文化史，其下分为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研究和历史地理研究六部分，共八大问题。据钱穆先生之言“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和共同骨干”。作为大义之文化，包罗了各个方面。而他在该书自序当中，首先提出“做学问，当知先有一番意义”，由此可见，他治学之风格以求世事之意义为指路明灯。他在本书中，论述各部分时，贯穿文化这一主线，对中国历史文化之精义进行梳理和表露。读此书，笔者最切身之感受是一种求中国历史之真实与致用的情感。 八大讲题之中中国历史之真实与致用 钱穆先生在书中分八大讲题，从八个角度来讲如何研究中国历史。 第一讲，如何研究中国通史。在这一章中，他提出“中国史讲的是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只有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知道了中国人之真实性和可能性、特异性和优良性”研究中国之历史，要明了历史之大属性，即特殊性、变异性和传统性，钱穆先生在这一讲题之中，认为研究历史应首推注重历史之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不为历史”，中国历史“先后相承不可分割五千年一贯下来，永远是一部中国史……绝不能和西方之希腊以后有罗马相比”中国历史之真实面目非与西方相可类比，而是自有其一套本身体系。通史浑涵一气是中国历史之真实发展轨迹。在特殊性之外，历史变异性亦乃历史之必然，只有变动之历史，才是历史，无变之时代，没有记述之必要，无意义可言，自然就无法称之为历史。钱穆先生对于历史之传统性做了如下论述“特殊性和变异性加在一起，就成为历史之传统性”。各个国家、民族之本身相异于其他国家、民族的地方，从外部的角度看就是特殊性和变异性，而从其本身的角度来看就是一种内在的传统性，这是事物的一体两面。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之大趋向，总向往于团结与融合……中国史上有造反与作乱，但与西方史上所谓革命不同……历史个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说是文化传统的不同”中国历史传统与西方历史传统相异，这就要求治史者应该深刻探求中国历史之本来面目，达到指导今天治学和现实生活之目的，即现今致用的思想。 第二讲、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钱穆先生对于中国政治史研究有一套特别之系统和观念。他讲中国之政治“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许多其巨大的魄力，可以维持久远而不弊，因此遂为后世所传袭，此即是中国历史传统一种不可推翻的力量与价值具体表现”，中国政治制度的一贯性，到今天还没有中断，明了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真实本质，对于今天的政治现象和内在源流亦会有通明之视野。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历史自有其与他民族不同的特殊性，而最显见者却在政治上”，从中华文明的一贯发展来看，政治制度向于一种完满走势，自秦汉以来的郡县政治，到现代中国的省、县、乡三级，这其中不难看出一种联系或者是继承。此种继承不带有社会形态或者时期的限制，只是从制度本质上来讲有其可取之处，足可见中国古人创此制度的生命力之强，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历史绵延千年不断之原因，正是在于政治制度的极为有用，我们不可只见西方历史上的制度优点而轻视了我们中国历史之优点，不可忽视了中国历史中之真实面貌。 第三讲、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史。社会史是研究一个民族或国家历史发展至最为要者，钱穆先生认为，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是各自不同的，对于马克思理论中的社会形态学说，他认为只是一个西方式的存在“根据西方历史之已成事实归纳来说”，而在他看来真实的中国社会演进过程中，是一种四民社会，即士、农、工、商四大群体之社会，他提出“社会就是历史进程的当前归宿，社会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