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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仪式观：一种独特的传播研究方法 米莉 商丘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系 [摘要]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在吸收芝加哥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英尼斯、麦克卢汉以及美国人类学者克利福德·格尔兹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传播仪式观，不仅对目前面临困境的主流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更重要的是，仪式观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传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传播仪式观；方法论； 詹姆斯?W?凯瑞 詹姆斯·W·凯瑞((James W. Carey ) (1934-2006)，著名的媒介批评家、文化历史学者，美国文化研究的杰出代表。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凯瑞就提出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传播问题，他将文化研究与传播研究相结合，提出了一套与美国主流传播学完全不同的传播理论——传播仪式观。在“仪式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在一起的神圣仪式” [1]。与主流的“传递观”不同的是，仪式观考察的不是信息在物理空间中的扩散，而是通过信息的共享来达到在时间上对一个共同体的维系；它强调的不是控制与权力，而是共享与交流。 陈力丹教授在《试论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一文中从方法论的角度将传播学研究分为“经验——功能学派”、“技术控制论”、“结构主义符号——权利” [2]三个学派。经验——功能学派是美国传播学的主流，其目的在于通过科学的求证寻找现象背后的规律；技术控制论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而逐步形成，其代表人物有英尼斯、麦克卢汉、梅洛维茨等；而结构主义符号——权利学派则包括了传统批判学派中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等。如果按照这一分类标准，我们很难将仪式观划入到任何一个学派中。在仪式观里，既有对经验——功能学派的方法论产生直接影响的芝加哥学派的影子，也可以看到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关于文化与技术的分析，同时它还体现了英国文化研究的视角。笔者认为，凯瑞教授提出仪式观重新定义了传播的概念，这是一个基础，这一基础上带来的是从研究视角到研究方法的全面改观。正如郭建斌教授所说，仪式观“既是一种理论视角，也是一种分析方法；既是一种显微镜，也是一种手术刀” [3]。因此，本文将仪式观视为一种研究方法试图对其理论渊源进行解读。 以芝加哥学派为基础的传播起源 “从何处汲取源泉，以获得一个全新的传播研究视野……基本上，最切实可行的传统还是来自杜威的同事及后人的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的社会思想:从米德、库利到罗伯特.帕克，直至欧文·戈尔曼。”[4]凯瑞毫不掩饰杜威等人对他的思想的影响，并在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他对“传播”一词的理解：所谓“传播”，就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production)、维系(maintained)、修正(repaired)和转变(transformed)的符号过程。”[5]凯瑞以“仪式”作为隐喻，指出“传播的最高表现并不在于信息在自然空间的传递，而是通过符号的处理和创造，参与传播的人们构筑和维持有序的、有意义的、成为人的活动的制约和空间的文化世界。”[6]因而，仪式观下的传播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互动”，一种以符号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其目的是建构一个使交流者能参与其中的和谐社会。对“互动、共享”的强调使凯瑞的仪式观与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如出一辙。 杜威认为传播是人们彼此拥有共同事务以联系在一起的方法；帕克将传播定义为“一个社会心理的过程。凭借这个过程，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个人能够假设其他人的态度和观点；凭借这个过程，人们之间合理的和道德的秩序能够代替单纯心理的和本能的秩序。”传播将一种移情带入一个人的传播伙伴，因而使得社会的社会性成为可能。[7]库利则更简洁的提出传播就是人类关系存在与发展的机制。 凯瑞从芝加哥学派那里汲取了关于传播的思想，但他对传播的研究并没有朝着芝加哥 学派的研究方法进行下去，而是转向了文化研究。在《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一文中，凯瑞从传播学研究的策略和方法上将传播学研究分为三种：第一，把传播看做一种行为科学，其目的在于阐明规律；第二，把传播看做是一种正规的科学，其目的在于阐明结构；第三，把传播看做是一种文化科学，其目的在于阐明意义。[8]凯瑞将前两种称为“因果解释和功能解释”。前者探寻的是产生某种行为的原因，它并没有否认文化的作用，但却把文化简化为一种权力，一种基于人的生理刺激的衍伸物，至于文化符号的丰富和复杂都一概否定，得出的结论也只是有的这样，有的那样，无法对行为做出预测。后者则从原因跳到了结果，将传播视为一种释放的方式，人们基于某种动机和心理而参与某种传播行为，但其结果通常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潜在功能”。不管是因果解释还是功能解释，都只注重传播过程的两头——原因或结果——却忽略了传播的过程，而文化研究寻求的恰恰是对人类行为的理解。它“不是试图预测人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