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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的转型 王昉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上海，200433） 内容摘要：本文在总结了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转型过程中呈现的变化和特征的基础上，应用托马斯和诺斯以及速水和拉坦的分析框架，指出人口压力在近代土地制度变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进一步地，提出农业技术层面进步缓慢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受阻是影响农村土地制度效率的发挥以及进一步变革的内生因素。 关键词：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土地制度思想；转型 本文试图在对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和相应的制度思想在近代的所发生的变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近代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对传统中国社会土地制度思想的承继以及在转型过程中呈现出的和传统社会所不同的特征，进一步地，揭示导致转型的内生动力机制。地权关系的制度思想的转型主要表现在政府政策主导思想的变化以及民间习惯的演变两个方面，这是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同时，本文并不打算过多讨论中国近代外生环境对于经济转型的影响，而是将着重从人口、技术与制度变迁的关系的角度展开对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的探讨。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研究的时间段为17世纪至20世纪初期，这一时期是中国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化最根本的特征是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由一种依靠习俗或指令来分配资源的经济转变为一种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的自由市场经济 私有地 合计 屯田 各种官田 庙田及其他公田 明朝万历年间（16世纪末） 100 50 9.2 27.2 13.6 50 清朝光绪年间（1887年） 100 18.8 7.8 11 81.2 民国时期（1929-1933年） 100 6.7 2.3 1 3.4 93.3 资料来源：金德群：《民国时期农村土地问题》，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第29页。 从政府的政策能够明显看出国家逐渐放弃土地所有权的特征。光绪年间，奉天省除了必须的放牧地及不可耕种的土地之外，全都“允许民人永占为业”，吉林省官田几乎“全部落到移民之手”，黑龙江省也设立垦务总局，全部土地放垦，“自1905-1929年，24年的时间，黑龙江省的95%的土地皆归私人所有。”在西北地区，也专门设立了丈放蒙地的垦务机构——丰宁押荒局。实际上到19世纪末，“满洲人可以自由地招土地卖给汉人，土地出卖以后，就变成一般民田”。1902年，清政府正式取消了蒙古旗地买卖的禁令，1907年，政府度支部正式批准旗地自由买卖。 从政策演变的过程来看，近代社会所呈现的状态是逐渐将已经分离的使用权进一步推向了相对独立的位置，土地所有权对使用权渐渐丧失了的完全控制，土地使用权的获得和使用权的具体内容、实施范围、经营方式以及使用权的流转不再受到严格的限制和约束，国家开始试图从制度上和法律上对土地使用权长期化独立化的既定事实予以确认和保护。土地使用权逐渐摆脱土地使用权的附属地位日趋独立，国民意识中渐渐弱化土地所有权的归属性转而重视土地使用权的长期性。清末民初，由政府颁布土地所有权凭证，包括由政府颁发的土地执照以及地权转移过程中形成的官私契约文书，不仅是政府承认私人土地所有权的显著标志，同时反映出政府对于私人土地所有权的保护。清代回赎旗地和民国时清理出的旗产，以及清代没收的犯罪官员地产和民国时没收的失势军阀的地产，均由官方出售给私人，并发给土地证书。清朝某些地方政府清丈土地，民国时期对不动产进行登记，土地所有者都获得政府颁发的地照。农民开垦的无主荒地在垦熟之后，向政府报垦升科、缴纳田赋后便得到政府发给的土地执照。，清初为恢复农业生产，各地招民开荒。国有荒地放垦时，政府给承垦农户颁发执照。此外，土地买卖契约中，红契、典契、草契等均有政府统一印制的格式，也体现出国家对于私人土地所有权的尊重和保护的制度思想。 （2）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思想的深化 有效的产权制度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权利束都集中于同一主体，而是恰恰相反，成功的制度安排往往表现为权利的适当分解。从中国土地制度思想的演进历史来看，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从封建社会一开始便已存在，分封制度下的“两权分离”是为了解决管理幅度的问题，是从满足降低交易成本和有效管理国土两方面相结合的需求出发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前提下，“如果假设外部的非市场约束足够小，那么，只要使用权期限足够长，使用者从土地产品中得到的份额足够大，两权分离在一般情形下，就可能不会妨碍使用者的生产动机和生产决策，也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制度障碍。”基于这样的要求，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不单纯表现为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是不同的主体，同时还意味着两层基本的含义：一是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边界都应该是清楚的，所有者不能干预使用者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二是所有权与使用权应该是相对稳定的，在契约规定的范围内，所有者不能随意通过中止或修改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