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广州市与碳收支变化初步研究.docVIP

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广州市的碳收支变化初步研究 肖慧娟1，2，匡耀求1*，黄宁生1，朱照宇1，刘宇1，2，唐金利1，2 1. 中国科学院边缘海地质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广州 5106402.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39 为了了解我国发达城市在工业化高速发展进程中CO2的收支状况，以广州市为研究对象，首次估算了其从1990年到2003年每年的净固碳量和释碳量，并分析了其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这13年间广州市的净固碳量与总释碳量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93%与7.16%；到2003年，其净固碳量为2.57 Mt，而其总释碳量已达到22.79 Mt，其中约70%的释碳量源于化石燃料的燃烧。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也是释碳量日益高于净固碳量的时期，两者之间差距的逐步加大，已经使得广州市目前的碳收支状况发展到了极不平衡的程度。而逐年递增的人口和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消费是造成广州市碳收支严重失衡的主要原因。 碳收支；净固碳量；释碳量；能源消费；温室效应；广州市A 文章编号：1672-2175（2006）06-1209-07近年来，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和温室效应增强而引发的各种气候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1]。温室气体的增加是人类生产活动如化石燃料的燃烧、土地开发等过程导致CO2释放量日益增加和陆地生态系统退化而使碳吸收能力减弱的结果[2]。据测算，大气中CO2已从1850年的285±5）×10-6上升到2004年的约379×10-6,即近154年内增长了大约33%[3]。在20世纪期间全球地面气温已经整体上升了0.3～0.6 ℃，最近10年已成为自1860年以来最暖的时期[4]。研究CO2等温室气体的未来变化趋势，对于预测未来气候变化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至关重要，因此从上个世纪年代开始，各个领域都展开了CO2及碳收支方面的研究[56]。 在研究城市生态系统时，由于人为干扰因素比较多，比自然生态系统更为复杂，在进行实验操作、保证测量的稳定性与精确度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因此前人对碳收支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自然或半自然生态系统，很少涉及城市生态系统[7-10]。虽然管东生[910]、彭江颖[8]等人的部分研究中涉及到一些，但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植被在碳氧平衡中的作用，没有做全面的碳收支计算。而本文则以广州市为研究对象，对城市生态系统的碳收支做了比较全面的估算。 本文是从宏观上将广州市的固碳量与释碳量情况进行对比，因此为了减少计算的难度，笔者将广州市假设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城市生态系统，在计算其碳收支的过程中仅涉及了本研究区内的各项指标，没有包括其周围地区可能存在的影响情况。在以上条件下，笔者首次尝试性地估算了广州市从1990年到2003年这13年间CO2的收支状况，并对各种固碳源和释碳源进行了对比分析，确定了工业化高速发展期间对广州市碳收支平衡影响最大的因素。其研究结果可为政府决策部门对广州市的人口控制、能源消费结构调整等方面提供参考依据，同时也为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对我国发达城市碳收支的影响状况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分析结果。 碳收支平衡的研究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方面,植被通过光合作用固定大气中的CO2；另一方面,植被、土壤、人、动物的呼吸作用以及人类的生产活动向大气释放CO2。 在广州市范围内能够吸收CO2的主要陆地生态系统包括森林、农田、湿地、草地等不同植被为主构成的生态系统。本文将广州市全市生态系统区分为林地、草地、城市园林绿地、耕地和湿地5大类，这样的划分基本可以涵盖广州市内所有主要的固碳地。其中林地包括有林地（包括各种林分、经济林和竹林）、疏林和灌木林地、未成林地、无林地和果园林地；湿地主要包括河流、湖泊、水库、坑塘、苇地、泥炭地、滩涂及沟渠，由于数据的收集具有一定的局限和困难，且本文并非要做微观的估算，为了方便计算，将具有固碳能力的坑塘、苇地、滩涂及沟渠归为泥炭地一类，由于河流吸收和向大气中排放的CO2基本是相等的，所以将其CO2通量取为0，而湖泊与水库则属于碳释放源[11-15]。为了避免计算重复，本文的湿地中不包括耕地中的水田部分。对于生态系统中各固碳地碳吸收量的直接计量方法是，基于样地实际测量结果统计出不同类型生态系统中各固碳地的平均碳净固定量，再乘以不同类型生态系统面积求得某特定区域的碳吸收量。 其计算公式为：Q吸＝A×b， 式中：Q吸为CO2的净碳固定量，即纯碳吸收量，单位为t·a-1； A为不同固碳地的面积，单位为hm2； b为不同固碳地的平均碳净固定量，即纯碳吸收率，单位为t·hm-2·a-1。 各种固碳地的数据资料来源于广东省林业局资料、广州市统计局编的《广州统计年鉴》及广东省国土厅编的《广东省土地资源》（1996）；表1中不同固碳地的平均碳净固定量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