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申报》体育传播研究.doc

结论：历史语境中的体育想象 昆廷?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就是将研究对象即某个思想家的文本和言论还原到当初赖以产生的具体的社会语境之中，考察文本与一般的政治话语之间的关系。“尽量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 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因此斯金纳主张考察某一文本时, 必须对当时一般的语境有所了解。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意识到作者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并重申已有的老生常谈, 或对其进行重新表述并加以改写, 或者可能是对它们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否定, 从而就一个人们熟悉的论题提出一种新的视角。 一、两种不同的体育历史语境 许多研究者研究《申报》文本将其放在一种近代民族国家的语境中进行讨论，这其实是有违《申报》历史的客观现实的。在研究《申报》体育新闻报道中，发现明显存在着两种历史语境，这两种历史语境是以1905年为界，前者是后帝国语境，后者才是民族国家语境。 后帝国语境 “上海是近代初期最早开口通商的城市， 又因枕江临海的地理之便，迅速发展成为中外贸易的最大汇聚之地，工商业繁盛，中外商贾汇集，是工商业化最快的城市。 这里华洋混居， 五方杂处，人口流动频繁，是社会结构变动最大之地；这里文士云集，八面来风， 中西信息流通，中西报刊书籍流布，是文化环境最为开放之地； 这里中国官方的直接控制被阻断，租界西人当局控制松弛，家族势力削弱，各种传统社会制约因素减少，是人们行为活动最为自由之地。所以，这里是早期近代化社会变迁的环境和条件最充分的地区”。 因此，上海成为中西文化交流最充分的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也成为中国早期思想政治文化最多元的一个地区。 尽管上海文化的商业性元素增强，上海文化的开放性程度提高，但是并不代表封建文化的式微，也不代表精英阶层话语权的解构。“在晚清上海，就中国文化人而言，分为相对独立的群体，一是王韬、沈毓桂、蔡尔康等,主要生活在租界，在西人机构里工作，与西人关系密切；一是冯桂芬、俞樾、刘熙载、孙锵鸣等，主要生活在县城，担任书院山长或执掌教席，是中国传统士绅一流人物。在西方文化涌来之时,县城的士绅曾努力振兴中国文化,以与西方文化抗衡”。这种抗衡成效不是很明显，但是可以看出中国帝国王朝传统文化的内核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每一报社之主笔、访员, 均为不名誉之职业, 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昔日之报馆主笔, 不仅社会上认为不名誉, 即该主笔亦不敢以此自鸣于世。”。因此上海的生活条件优裕，上海的物质享受充分，上海的文化人在声色犬马中难以找到归属感。1884年，《申报》的主笔蒋芷湘就考中进士，“飞黄腾达”而去。其他编辑也时不时去考考进士，碰碰运气，就连著名的近代改良主义的提倡者王韬、沈毓桂等都莫不如是。由此可见，尽管中国遭遇了几十年的外忧内患，但其正统帝国王朝的思想、文化仍然在中国的精英阶层中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清末数十年的洋务运动以及后来的维新变法在本质上并不是改变这种帝国文化，而是出于维护帝国文化作出的最后努力。 在这种末世帝国的文人语境中，“重文轻武”、“天朝大国”是中国文人的正统观念，这种传统影响着精英阶层对待西方事物的态度和观点，同样也影响着报纸编辑对待体育的态度。这种态度反映在《申报》对体育新闻的报道和大大小小对体育的评论当中。“军旅之事，不用弓矢刀枪，而唯以枪炮之精利争雄，此不必籍勇力，文弱者亦能之。是则武试其尚不可能废乎……”。这是当时很多文人对于体育的态度。 2、民族国家语境 清末民初，帝国王朝风雨飘摇，甲午战争、庚子之乱，动摇了古老的帝国的根基。中国的精英阶层将求索的目光投向了西方，希图在西方文明中找到答案。20世纪初的留日高潮就是知识分子探索中国出路的一次集体行动。辛亥革命之后，古老的帝国王朝轰然倒塌，代之而起的是民族国家形式。如何建设新的民族国家，如何应对新的民族国家的重重危机。中国的知识阶层纷纷寻找疗救中国的药方。 蔡元培的“教育救国”、张謇的“实业救国”、梁启超的“小说救国”等等，莫衷一是的“救国”话语模式中，“体育救国”成为备选答案之一。许多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对日本的军国民主义体育感同身受，特别推崇，决意效仿日本、德国，以图救国救民。其中最主要的，要数蔡锷、梁启超、蔡元培、张伯苓等。 蔡锷对日本的军国民教育和德国的“铁血主义”教育非常推崇，“日人有言曰：军者，国民之负债也。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凡全国国民皆宜具有之”。 “斯巴达者，欧洲上古史最强盛之国也，推彼致强之由，则其国法以国民之生命、财产、名誉均不得不供之国家。故人之生也，不问男女，皆由国家鉴定其体魄之强弱优劣而去留之”。蔡松坡认识到体育的重要性，也认识到军国民主义体育教育的好处。因此，借鉴外国的先进的体育思想，提倡“尚武”精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