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源氏物语女性形象比较研究.docVIP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中女性人物的比较 在东方卷佚浩繁的文学名著中，有两部作品极有特色。一部是我国的古典长篇小说《红楼梦》，另一部是日本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红楼梦》是我国清朝文学大师曹雪芹 “披阅十载”惨淡经营的作品，成书于十六世纪末。《源氏物语》是日本平安时代杰出的女作家紫氏部呕心沥血的杰作，是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问世于十一世纪。两部作品都把本国的古典文学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两部著名的文学作品从主题到艺术特色、艺术风格、人物特征等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又有人称《源氏物语》为日本的《红楼梦》。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女性文学家,还是她那个时代的女权主义者,紫式部不仅关心女性,而且率先意识到了男女之间的差别,通过《源氏物语》一书详细描述了当时女性们的悲惨生活与遭遇。《源氏物语》并非旨在记载光源氏一生的辉煌恋爱史,而是以光源氏为线,贯穿描述其周边女性的生活与境遇,且以源氏物语时代背景下的上层女性和中层女性为例,指出女性无论身份高低卑,都过着悲惨的生活,而其悲惨生活的根源就社会性差别的存在。具体表现为:一是无婚姻自主权;二是男权社会;三是正房妻子的悲哀;四是社会主流舆论的毒害。 阅读《红楼梦》与《源氏物语》时发现,从社会性差别角度重新解读两部作品的话,两部作品中描写的女性,其悲惨生活与境遇的根源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两国女性均无婚姻自主权,两国均属男权社会,两国正房夫人具有同样的悲哀。同时,虽然均处于社会性差别之下,两国女性又存在若干不同,如:贞操观的差异、财产继承权的差异。以下,基于社会性差别角度,从无婚姻自主权、男权的强盛、正房妻子的悲哀与社会主流舆论的毒害等方面,以两部作品中的具体人物为例,探究当时女性悲惨命运的根源,同时通过比较指出两国女性存在的贞操观念差异和财产继承权的差异。 一、无论是《红楼梦》还是《源氏物语》,两部作品中的女性无论身份高低贵,均无婚姻自主权,而婚姻自主权的丧失,是导致女性悲惨命运的根本原因。 光源氏的第一位妻子——葵上,其父为朝廷左大臣,葵上与光源氏的结合是左大臣与天皇之间的约定,这桩婚姻不是光源氏与葵上的感情结合,而是“父权婚”下的政治婚姻,当事人葵上对自己的婚姻没有一丝决定权,该种婚姻形式本身就预示着葵上的不幸人生。细究历史会发现,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女子婚姻由其父亲决定,父亲死后决定权转移至母亲,母亲死后决定权再转移至兄长 《红楼梦》中的女性亦是如此。女主人公林黛玉由外祖母贾太夫人养大,自己的婚姻决定权自然掌握在贾母手中,即便黛玉与宝玉两情相悦,但如若无贾母同意,黛玉依然无法与宝玉结合。当时的女性不仅没有婚姻自主权,就连喜欢谁也绝不能说出口,否则立刻被视为不守妇道、寡廉鲜耻。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黛玉只能将对宝玉的爱藏于心底,最终由于无法与宝玉结合而抑郁身亡。无独有偶,贾府二小姐迎春因父命嫁给中山狼孙绍祖,不堪折磨,终至年少身亡《红楼梦》中此种故事数不胜数。 究其根源,都在于两国女性没有婚姻自主权,婚姻自主权的丧失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当时女性们的悲惨境遇。 二、男权的强盛,即女性在男权社会因男权强盛而遭受的种种危害。 在《源氏物语》一书中,女性不仅遭受父亲、丈夫的压迫,甚至可能遭受外界一切男子的危害。例如,空蝉被光源氏侵犯,年幼的紫上被光源氏强行掳走,女三宫遭到了柏木的侵犯此种事例举不胜举。 《红楼梦》中描写的女性同样深受男权之苦。但是所不同的是《红楼梦》中女性所遭遇的男权压力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为父权,二为夫权,三为主权,即来自男性主人的权力压迫。例如二小姐贾迎春在嫁给孙绍祖之前就知道孙绍祖乃一介纨绔,凶残好色,卑鄙下流,然而出于父命,迎春只能含泪出嫁,最终遭遇了悲惨的婚姻生活;而嫁给孙绍祖后,饱受凌虐,却碍于夫权,无法脱离苦海,只能隐忍度日。迎春的悲剧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当时的女性面对强大父权及夫权时的无可奈何,也充分显示了这种父权、夫权强盛的制度给女性带来的痛苦与危害。《红楼梦》女性中所遭受的另一种男权——主权(男性主人的权力)的压迫,更是不枚胜举。 三、正房妻子的悲哀。 在一夫多妻制度下,正房妻子与否,都逃不脱悲惨的命运,而即使贵为正房妻子,也有着其特有的悲哀。 如《源氏物语》中所描述的,男性对于正房妻子的要求,不仅仅是出身高贵、美丽大方,才德兼备,甚至还要求她没有任何妒忌心理,无怨无悔地爱着自己的丈夫。如果正房妻子得不到丈夫的认同,那么她的正房地位也就岌岌可危。譬如光源氏的第一位正房妻子——葵上。而如果正房妻子成为丈夫眼中合格的妻子,得到了丈夫的赞赏,那么她能够获得幸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原因在于合格的正房妻子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满足丈夫要求、受到丈夫宠爱于赞赏的同时,也让女性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女性的特质,成为了丈夫的附属,这样的角色似乎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