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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及对中国的启示 张宪初 香港大学法学院 教授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以下缩写为“CSR”)运动是“国际商界近十年最令人瞩目的发展”。 [1]但这一运动是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发展的：CSR的理念风靡世界，但迄今为止对其定义、范围和方法却没有任何共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对CSR有不同的优先议题;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对CSR有不同的关注和准则;对CSR的激烈辩论涉及从含义到前景的一系列问题，参与者包括商界、专业群体、学术界、政府监管部门、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NGO)。虽然争论仍在持续，但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CSR与企业市场表现之间存在着肯定的相关联系。 [2] 　　CSR近年来从不同方面获取新的动力。在国际层面，越来越多的CSR准则被制定，例如联合国全球契约会议(UN Global Compact)日内瓦宣言(2007)和其制定的十项国际CSR准则等。 [3]联合国于2000年发起了全球契约会议，被称为“历史上在企业责任和领导能力议题上最大型和最重要的事件”。 [4] 　　在国家层面，出现了更多的关于CSR的立法和规范。另外企业联盟、行为准则、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企业社会责任审计和评级、各类CSR论坛、企业社会责任投资标准等很多做法也在宣传推动CSR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司法中，越来越多的法院和判例也反映出对CSR发展的司法关注。 [5]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将对CSR发展中关于法律规管的一些问题进行检视，并探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CSR发展对中国的意涵。 　　一、在法律视角下关于CSR的一些主要争议 　　如上所述，CSR从其定义开始就有争议。迄今为止在广泛讨论中唯一有共识的就是对如何定义CSR无法达成任何一致。因此，对CSR有大量不同的定义。例如，墨尔本大学Parker教授认为，理想的CSR定义不仅应包括遵守商业法律责任，而且应进一步包括经济、道德、甚至于非强制性的社会预期。 [6]佐治亚大学的Carroll教授和Buchholtz教授也主张CSR应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包括在一定时期内社会对于企业在经济、法律、道德、慈善方面的期盼。 [7]Parker教授使用了“变位规管”(Meta—regulation)的概念来描述通过不仅是法律规范手段，而且用商业良心的方式进行规制以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他指出，如果只是以自愿和自由选择的方式发展CSR，则法律责任强制就没有什么意义。 [8] 　　另一位CSR法律专家Ramon Mullerat却认为CSR只是企业在社会中以负责任方式发挥作用，通过与利益相关者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自愿行动。 [9]欧盟委员会把CSR定义为在商业运作中公司自愿与利益相关者联系社会和环境关注的理念。另一种意见提出，为了避免对CSR是否应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争议，可用另一个概念“公司责任”(Corporate accountability)来反映公司应保证其产品和运作符合社会利益所承担的法律义务。 [10]这一简短不完全的检视不仅说明了在CSR定义中存在的重大争议，也反映了CSR内在的问题。有人已警告说对CSR缺乏一致的定义和目标已成为CSR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11] 　　对CSR还涉及公司作为一个商业主体的基本理念。虽然在亚当斯密时代就曾有过商业组织对社会责任的论述，但CSR成为商业运作和法学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问题是从20世纪开始的。 [12]例如，哈佛大学Merrick Dodd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Adolf Berle教授在二十世纪30年代的争论就关注到公司管理层除了盈利责任外，应否负有社会责任的问题。 [13]这一争论为当代CSR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至今仍然可以感受到这一争论的深远影响。 [14] 　　30年代以来，美国前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Earl Warren曾指出，在文明社会，法律之舟是飘浮在道德海洋上的。不仅法律以道义责任为先决条件，而且法律认为在很多领域人们的活动只受制于道德，而完全不受制于法律。 [15]这一名言对于理解某些商业活动可能超越法律约束，而管理人士应做出合乎道义的决策以达致社会目标是至为重要的。 [16]另一方面，著名的经济学家Milton Friedman曾写道，“社会责任的理念实质上是一种本末倒置，……只有一种而且是唯一的一种商业社会责任，即在其活动中善用资源和能源以增加盈利……” [17]这一论断其实和20世纪早期一些法院判决中的观点是相似的。这些判决认为商业公司就是以股东盈利为首要目的而组织和运作的。 [18] 　　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基础上，社会经济发展更进一步推动了CSR讨论，其中包括公司并购浪潮、消费者保护运动、冷战结束、人权运动兴起、安然等一系列重大公司丑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