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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传播学方法论初探* 陈 世 敏** 《摘要》 中文世界传播学，跟不少社会科学一样，是从西方引进的。传播学西学中用的讨论，过去偏向理论在中土的适用状况，甚少论及方法的移植问题。这也几乎是华人社会长久以来学术「中国化」的主流思想。其中最致命的，是学术界在有意无意间接受「研究方法是价值中立」的所谓「科学主义」。 从「中国化」的提法进入「本土化」、「在地化」，是学术界思考渐趋细腻的另一阶段，象征了华人传播学术界的学科建设不但兼顾理论与方法的重要性，而且开始体会到：方法，其实源自特定社会的思考模式和集体认知，并非是价值中立的。 本文聚焦在方法∕方法论∕方法学的移植问题，以「学科四论」检视中国原生的方志学作为「华夏传播学」方法论的可能性。 关键词：学科建设、中国化、本土方法论、方志学 * 本文初稿发表于中华传播学会2001年年会（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学科建设（一）」专题讨论会。** 作者现为慈济大学传播学系教授。E-mail:chensm@mail.tcu.edu.tw 壹、序言 台湾高等教育的演进，在行为社会科学方面，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转折，当推1977年1月《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法》（杨国枢等，1978）的出版。这本书上下两册，一经问世，研究生几乎人手一书，23年来风行不衰，俨然成为研究所阶段的方法论典范，影响台湾的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的学术研究甚巨。许多专题研究论文、学位论文，用的都是本书里的方法。可以说，本书一出，引述之广，无出其右，几乎成为一世代台湾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方法的「圣经」。 这本书列为「东华社会科学丛书」之一。出版精神可从丛书序言略见一斑： 「一个国家科学的发展，不但不能偏废，而且必须生根。此一原则，用于社会科学较之用于自然科学更为适切。在文化差异与地域限制两个基础上，社会科学实不易做到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局部的或枝节的『借用』或『移植』。(1)……国内大学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水平已大为提高；……但无可讳言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则较为落后。从国内大学社会科学的教学方式及出版的中文书籍看，多年积留下来的几种缺点一直未能革除：其一是内容陈旧……其二是忽视方法论方面的知识，以致学难致其三是仅限于国外数据的介绍，而缺乏与国情需要配合的研究成果。pp. ii-iii，底线为作者所加） (2)之作。第一项说的是缺乏中文教科书，教学不便，可说是二十几年前台湾社会科学学术界的共同现象；第二项「忽视方法论」和第三项「缺乏本土研究成果」这两项理由，是编者念兹在兹、也是一般人谈到学术「中国化」所关心的问题。 社会行为科学「中国化」的提法，本书比起坊间其它的言论更为具体。一般人谈「中国化」，多认为只是国外理论在华人社会的适用问题。由于文化差异和地域限制，西方的社会行为科学理论，引进时必须予以「中国化」，而「中国化」的途径之一，就是采用本土的学术研究成果，使用本地的例子，来「与国情需要配合」──原书序言如此说。 在学术著作或教科书中，采用若干本土研究成果，也就是举一些本地的研究例子，或引述本地的相关资料，用中文写教科书而非全书翻译等等，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中国化」概念的内涵。乍看之下，《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法》作者群的「中国化」想法，似乎也不例外。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法》作者明白指出我们社会科学发展「忽视方法论方面的知识」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事。一般认为：社会行为科学的借用与移植，只有在理论方面才有问题，方法或研究技术是价值中立的，不会有水土不服的情形产生。作者呼吁重视教学与研究要重视方法论，在当时确是与众不同的见解。果不其然，此书一出，立刻风行，六个月内印了第二刷，把台湾社会行为科学的研究推向西洋「科学主义」的最高峰，社会科学计量研究方法雄霸一时。翻开一九八○年代的台湾相关研究所学位论文「参考书目」，立可看出此书影响之大之广。(3) 而相对于坊间若干研究方法书籍，本书纳入本地学者的研究案例，可以说是满足了原先设立的写书目标。 丛书序言和本书序言里，都没有出现「中国化」、「本土化」、或「在地化」字眼。然而，「中国化」的企图明白可见。作者似乎在说：台湾在借用或移植西洋学术的过程中，多理论而少方法是其缺点；解决之道，应是用中文写一本方法论的书，观念是西洋的，例子是本地的。 书中所谓的方法论，就是以美国马首是瞻的量化研究技术。方法论的提出，表面上好像与「中国化」的隐性提法关系不大；它好像只是说方法被忽略了而已，并不涉及西学中用的借用与移植的问题。作者似乎认为，研究方法就是量化研究技术。此说一出，的确让当时人文方法、历史法当道的台湾社会行为科学界为之耳目一新，计量方法随之水涨船高。 吊诡是：移植量化研究方法，就某种意义来说，恰恰与台湾学术界另一个层次的「中国化」目标背道而驰。本文首先追溯传播学在台湾的发展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