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工业的生态效率测度及趋同分析：2003—2010年.docVIP

中国地区工业的生态效率测度及趋同分析：2003—2010年 　　摘要：生态效率兼顾经济活动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其综合评价有助于探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2003—2010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工业生态效率测度及趋同分析表明：我国工业生态效率普遍偏低，其省际差异和年际变化差异都较大，而且存在明显的生态效率趋同。为进一步改善我国各省的工业生态效率，既要广泛搭建技术转移平台以促进先进技术推广，还要大力提高落后地区的技术能力以促进先进技术的充分吸收和利用。 　　关键词：工业；生态效率；趋同；数据包络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F0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7-0012-07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历了年均9.9%的高速经济增长，其中工业增加值由1978年的1 607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51 471亿元，增加了31.6倍，年均增速11.50%。①与此同时，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亦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据中国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2012年1月16日发布的“环境规划院完成2009年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报告”消息称：2004—2009年间我国基于退化成本的环境污染代价从5 118.2亿元提高到9701.1亿元，其中2009年环境退化成本和生态破坏损失成本合计13 916.2亿元，较2008年增加9.2%，约占当年GDP的3.8%；我国一次能源CO2排放量从2000年的34.7亿吨上升到2009年的71.8亿吨，增长了一倍，已成为世界主要的CO2排放大国；“十一五”期间我国资源产出率为320～350美元/吨，且有下降趋势，低于先进国家的2 500～3 500美元/吨。[1]② 　　显然，我国工业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兼顾，这是我国各地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其中，如何综合评价我国地区工业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及其演变趋势，并据此探索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迄今为止，有关经济活动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评价文献较多，其中较引人注目的一组研究从生态效率视角对此进行了综合分析。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效率的内涵、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而鲜有研究对其趋同（或趋异）进行探讨，下面首先对相关文献做一简单综述，然后对中国地区工业的生态效率进行测度和趋同分析。 　　二、文献综述 　　生态效率（Eco-efficiency）一词由Schaltegger和Sturm（1990）首次提出[2]，世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在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上对其进行了首次界定，其他一些组织机构也对其内涵进行了较广泛的探讨，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8）[3]、欧盟环境署（1999）[4]、Saling（2002）等[5]。在生态经济学界，一般都认为生态效率是经济活动产生的增加值与其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之比。目前，生态效率这一概念已在生态学、经济学及其交叉学科中广为传播，应用领域涉及产品、企业、行业和区域经济系统的环境绩效评价等，相关综述性文献可参见Tyteca（1996）[6]、Olsthoorn et al.（2001）[7]、吕彬和杨建新（2006）[8]、孙源远和武春友（2008）[9]、杨文举（2009）等[10]。 　　虽然生态效率改善并非一定意味着可持续性提高（杨文举，2009）[10]，但是作为一个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性指标，其测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督促经济行为人开发利用更好的生产技术，而且有利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Kuosmanen和Kortelainen，2005）[11]。然而，生态效率的测度方法至今却尚无定论，其难点在于怎样选择出合理的权重来加总不同的环境压力指标，代表性的测度方法如价值——影响比值计算法（Saling，2002；Huppes和Ishikawa，2005）[12]、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写为DEA，Kuosmanen和Kortelainen，2005[11]）、生态成本价值指数模型[13]等。其中，基于DEA的生态效率测度思路近年来得到了较广泛的推广性应用。该思路不需要先验地进行生产函数和市场行为假设，而是通过求解线性规划内生地得出不同环境压力指标的权重，进而根据生态效率的定义来进行测度。不过，现有研究基本上都是运用当期数据来确定最佳实践生产（技术）前沿，一旦存在数据奇异值、经济波动等事实，不可避免地导致生态效率的测度结果失真。杨文举（2011）在借鉴一些生产率分析文献中运用跨期数据来确定生产前沿基础上，对生态效率计算中的基于跨期数据的生产前沿构建思路进行了探讨和应用，这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