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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与第一承诺期的差异辨析 　　[内容提要]2012年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多哈会议确立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反映了南北两大阵营以及欧盟、“伞形集团”和发展中国家三股力量之间长达八年谈判的博弈结果。多哈会议所确立的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与第一承诺期存在重大不同，第二承诺期在提高减排力度、灵活机制及其适用资格、排放许可分配方式等方面做出了更為严格的规定，有利于确保减排的质量。然而第二承诺期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减排目标的内涵和核算方式上不统一，这為附件一和非附件一缔约方在“德班平台”下提出2020年后的减缓目标和减排进展衡量机制的安排造成了困难；同时，第二承诺期在法律效力上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导致其发展成為以国内法律保障為基础的国际自愿减排体系，进而為后续谈判和机制安排带来了重大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京都议定书》 第二承诺期 谈判 法律性质 机制安排 　　[中图分类号]P4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3）04-0027-15 　　《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在2012年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多哈会议上最终确立。这标志着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体系下，附件一缔约方根据议定书规定承担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量化减排承诺，非附件一缔约方在公约下开展国家适当减缓行动的模式得到了再度确认，维护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体现了议定书的价值。但在达成第二承诺期的谈判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诸多分歧及谈判力量组合变化，也从第二承诺期本身的约束力不强和“德班平台”的前景不明等方面得到了印证。 　　一、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谈判回顾与各方博弈分析 　　2005年2月，议定书生效，同年底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了议定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CMP1）。会议根据议定书第3条第9款启动了确定公约附件一缔约方2012年后进一步减排指标的谈判，旨在确立第二承诺期，并為此设立发达国家进一步减排指标特设工作组（AWG-KP）。2007年底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会议暨议定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COP13/CMP3）决定，该工作组作為“双轨”谈判进程之一，与公约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AWG-LCA）同时开展谈判，并希望于2009年底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一致结果。最终直到2012年底AWG-KP会议在卡塔尔多哈召开，才达成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各项安排，完成工作组授权。议定书第八次缔约方会议正式确立了第二承诺期。 　　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谈判过程进展缓慢并充满波折，总的形势可以概括為一个主旋律，两段小插曲：谈判集中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南北矛盾这一主线，但其中也夹杂着部分发达国家坚定支持议定书“自上而下”设定量化减排目标的减排模式和部分发展中国家要求扩大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范围这两段插曲。自AWG-KP设立以来，发达国家总体上缺乏进一步承担减排义务的政治意愿，企图摆脱议定书强制减排模式為自身松绑，竭力阻挠、迟滞该工作组进程，并借口公约诞生20年来世界经济和国际温室气体排放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意图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减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坚持谈判应按照CMP1的一号决议授权进行，要求发达国家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历史责任，继续率先量化减排，要求发达国家到2020年至少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0%，但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利益取向逐渐多元化，在减排问题上立场分化，难以对发达国家形成一致和有力的反制。谈判多年来几乎没有实质进展，甚至连议定书本身是否要继续存在都成為争论焦点。 　　“伞形集团”发达国家普遍反对议定书所代表的仅為发达国家自上而下地设定量化减排义务的减排模式。随着第二承诺期谈判的启动，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考虑到自身在履行议定书减排义务上的困难，不愿再按照议定书模式继续减排。2009年上半年，日本和澳大利亚等提出新的“全球协议”文本，公开表示不会接受议定书的“简单延续”；俄罗斯也声称如果无法达成“全球协议”，将不得不考虑退出议定书。但在2012年多哈会议上，日本、俄罗斯和新西兰最终决定不接受第二承诺期，而澳大利亚选择了接受。从是否批准议定书，到是否退出议定书或者不接受第二承诺期，这些国家对待议定书立场的转变，与其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甚至更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格局密切相关。 　　澳大利亚对议定书的立场经历了从反对到支持，到再反对而后又支持的演变过程。从最初不批准议定书，到2007年陆克文工党政府上任之初就签署批准，体现了政权交替两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不同认知：新上台的工党政府认為澳大利亚应当為将来限制碳排放的经济体系早作准备，同时强调不能独自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在此之后，澳大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