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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人力资本市场的分割与流动 　　摘 要：上海开埠后，以大规模、多元异质人力资本的输入为基础，经由干中学、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在职培训等方式，渐渐积累起在全国居优势地位的社会人力资本。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下，与人力资本在上海与外地间的自由流动不同，近代上海内部人力资本市场长期处于因教育程度、国籍、籍贯、传统观念等差异而导致的多维分割状态，人力资本的内部流动极受束缚。近代上海人力资本市场的分割与流动对于上海近代化发展有着多方面深刻影响，对现阶段上海发展不无借鉴意义。 　　关键词：近代上海；人力资本市场；分割；流动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0-0048-05 　　引言 　　新型人力资本优势是近代上海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1843年上海开埠后，依托租界逐渐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和区位优势，上海从一个襟江带海、不甚起眼的小县城迅速成长为中国近代化的引领者。与制度环境的率先改变及经济和文化地位的逐步上升相伴随，新移民源源不断地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来到上海。以大规模、多元异质人力资本的输入为基础，经由干中学、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在职培训等方式，上海逐步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新型人力资本中心。 　　在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大背景下，与人力资本在上海与外地之间的自由流动不同，近代上海内部人力资本市场长期处于多维分割状态，人力资本流动极受束缚。在国籍、阶层、教育程度、干中学努力、在职培训机会、传统观念和行业竞争性等影响个体人力资本职业流动的诸因素中，教育程度、干中学努力和在职培训机会的影响最为直接和强烈，这对于上海近代化发展有两方面深刻影响。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对近代上海社会阶层、职业流动等的影响，鼓舞着人们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改变人生之路的信心。另一方面，近代上海内部人力资本市场因阶层而致的教育、就业及升迁机会不均等，以及因国籍、籍贯、传统观念等而致的流动阻滞，有损于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和人力资本效能的充分发挥，因而从整体上来说，制约了人力资本推动上海近代化发展的强度。 　　“人力资本”虽是一个现代概念，但上海近代史研究者在“人才”和“劳动力”概念下所作的相关分析、论述和史料整理是本文进行上海近代人力资本市场分析的重要支撑。本文正是在上海近代发展史上存留下的丰富的人力资本实践资料，以及上海近代史研究者所进行的各方面研究的基础上，对近代上海人力资本市场分割与流动状况进行初步分析，以求教于同行。 　　一、近代上海人力资本市场分割状况 　　在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下，与人力资本在上海与外地间的自由流动不同，近代上海内部人力资本市场长期处于因教育程度、国籍、籍贯、传统观念等因素导致的多维分割状态。 　　近代上海人力资本市场分割首先是劳工与非劳工人力资本市场的分割。受过小学或私熟以上程度教育是进入职员阶层的基本条件。商业职员文化程度要求较低，但是最起码也要能够读、写和计算。银行、洋行、租界行政当局等职员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在工厂，如1949年永安一厂共106名职员中，除两名厨师外，小学毕业者14名，其他全是中学以上毕业生，其中专门学校以上毕业者共31名[1]。在旅行社，如解放初中国旅行社全体职员共362名，其中大学毕业者78名，占21.5%，小学毕业者8名，其余276名全是中学毕业生，占77.3%[2]。成为职员并非大半没受过教育或最多也只受过一两年的劳工所能企及，更不用说掌握有专业和专门知识的教员、高级职员和自由职业者了。由于知识程度的限制，劳工绝大多数仅能在人力资本市场的底层谋生，忍受工时长、工资低、工作环境恶劣、工作波动大且很少能有工资外收入的待遇。 　　从横向来看，除了常见的行业和职业的分别外，近代上海人力资本市场的行帮分割极为普遍，同乡、同源关系深刻影响着近代上海行业、企业及各机构部门内部的人力资本构成和职位升迁。传统中国社会是以同源关系为纽带凝聚起来的，其中乡缘、族缘、亲缘、学缘关系最具影响力。无论是寻找职业、租房，或者商业拓展，同乡关系皆是十分重要的资源。同乡同源关系是理解上海市长组建其领导班子的一把钥匙[3]。自由职业者群体因各种渊源在事实上形成派系[4]。工厂用人尽可能不用外人，而是尽量安插亲属和同乡。商业店铺也长期存在行帮色彩和封建家长式管理。 　　近代上海是中国最为国际化的城市，外国人口一度占到上海总人口的4%，国际与国内人力资本的分割也十分鲜明。有着条约特权的庇护和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背景下培养出的资本主义意识和技能，近代上海外国人不仅在设立企业和找寻职业上，有着国人难以企及的优势；与国人相比，外国人在整体上还有就业层次高的特点。在外资企业、租界行政机构、海关和邮局，要职总是由外国人充任不说，近代上海官办和民族资本企业也常常聘用外国人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