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股的困惑与思考.docVIP

法人股的困惑与思考 刘纪鹏 　　一 　　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成取决于两个基本要素，一是企业产权的清晰化;二是企业产权的流动性。如果说前者是通过股份制在微观上构造中国市场经济的运行载体，那么，后者则是通过资本市场的形成在宏观上完善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把企业改革和市场改革分开考虑的传统改革思路已不能适应中国改革向纵深发展。在改组企业产权结构同时，考虑其流动性，在构造现代企业制度同时注重中长期资本市场的建立。运用系统思想推进企业改革在市场中找到解决企业痼疾的良方。用股份制把市场改革和企业改革相结合，最终实现在微观上转换企业机制，在宏观上实现存量资源优化配置的双重目标。显然创建我国的中长期资本市场已刻不容缓。而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把中国国情和国际规范有机结合，注意避免两种倾向，其一，不顾国际规范过于强调中国特色，最终导致某些改革措施为今后设障;其二，盲目照搬西方所谓规范而不顾中国国情，简单重复人家几百年前的历史起点。我们需要的是借鉴国际规范为中国国情所用，最终找到一条能够快速平滑过渡到现代企业制度和成熟资本市场的捷径。 　　二 　　在借鉴国际规范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股份制实践中，法人股的设立、募集和流通是一个颇有争议的现象，法人股在中国的产生究竟是中国国情和国际规范相结合的成功创举，还是一个畸形产物;它究竟在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和资本市场的建立中应拥有一席之地而被世人称颂，还是正在把中国的企业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引入歧途，必须即刻在法律上剥夺其地位，在理论上以不规范之名加以批判，是中国证券界的一大困惑。 　　其实，法人股现象更重要的是实践问题。法人股的出现是在1990年前后，由于当时力主股份制理论和实践的人们尚未在“股份制等于私有化”这一重大争论中占有明显优势，因此中国早期的股份制企业只能向即使反对者也承认不是私有的法人和拥有主人公地位的内部职工进行定向募集。1992年5月，以国家体改委为首的十个国家有关部门为使中国股份制沿着健康轨道迅速发展而颁布了《股份公司规范意见》以及13个配套文件。这些文件不仅首次确立了股份公司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合法性，而且根据中国国情对定向募集股份公司中的法人股从法律上予以规定。这使得以法人股为主的定向募集公司在中国迅速发展,到1994年6月30日审批停止，我国的定向募集公司已发展到5964家，总股本为3942亿元，在这些公司中，法人股(包括国有法人股和国家股)共2464亿元，占全部定向募集公司总股本的62.5%。在维护原有国有企业存量资本不分不卖的基础上，以向社会法人广泛募集新的股份，将单一的政府独资所有转化成众多社会法人共同所有的公有股份制公司，这在改革方略上和前苏联、东欧国家以瓜分和出卖国有企业的“砍掉老树栽新树”的私有化政策形成鲜明对比.通过法人股募集将国有企业改组为公有股份公司就好比“老树结新枝”，从旧体制的内部滋生出新的幼芽，让旧体制的老树滋润它成长壮大，最终老树部分自然消失。这种平缓的企业改革既能不断的革除旧体制的弊端，又能避免过激的改革措施所带来的社会震荡。同时法人股聚集的过程也是中国在企业改革上借鉴西方股份公司组织形式的过程，它将跨越任何独资形态的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所无法愈越的障碍。 　　三 　　如果说定向募集法人股是中国股份制第一个特征，那么建立法人股流通市场则是中国股份制的另一个独创。募集和流通、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是一对“连体兄弟”，没有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就成了“无源之水”;没有二级市场，一级市场则名存实亡。这是任何国家资本市场都发展的准则。遵循这一规则并赋于其公有法人股的内涵，既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资本市场，让公有资产能率先在公有制范围内流动起来的权宜之计，也是把股份制同国际规范和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发展社会主义资本经济的一个创举。因为在当时，中国的一些学者不仅研究着东欧国家企业改革的模式，同时也潜心注视到在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发展的进程中，机构投资人持股比例日益上升的趋势。纵观世界上两个最发达国家：日本在1949年上市公司中个人股还占61.9%，而四十六年后的今天，法人持股的比重已上升到80%;而在美国的主要股市中，机构投资人股也平均占到70%以上。纽约股票交易所基本上是机构投资人市场，美国甚至还通过颁布144A条款形成了全部是以有资格的机构投资人(Qualified Institulional Buyer,简称QIB)从事交易的144A市场。今天，机构投资人持股比例的多寡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股市成熟度的重要标志。暂且不论我国的法人股股东和美国的机构投资人股东的异同，仅就机构投资人在国外资本市场中日益发挥主体地位的现实和立法来看，研究和探索我国的法人股流通既已充满了诱惑。 　　正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下，1992年7月和1993年4月，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STAQ和NET两个证券交易自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