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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有关方法论的一些思考和评论 　我想利用本书最后的这一些篇幅来扼要交代一下我在本书中采取的方法，思考一些涉及方法论的问题，并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方法也略加评论。我在本书中所采取的方法一开始只是朦朦胧胧的几条准则，它们的内容慢慢地才在思考和写作过程中清晰起来。成功或似乎成功的感觉使一部分原来的想法明确和固定下来，而失败的体会则把另一些原来的想法隔离和淘汰出来，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三条∶ 一、注重思想的意义； 二、力求系统的思考； 三、采取分析的方法。 思想的意义 　由于本书是考虑传统良知理论的社会转化，所以必然涉及到许多的历史材料，但是，我的主要目的又显然不是要仅仅识读传统的本文，以揭示其历史的真实，或更准确地说，不是要对这些历史材料的性质、内容、背景、关联等，给出一种自己认为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解释。本书的主旨不是要弄清传统良知说的理路，其渊源和发展，不是要叙述它的历史或说明它的逻辑（虽然我也确实做了一些这样的工作），而是要站在一个新的立场上，亦即现代社会的立场上，考虑如果要使传统良知论继续在现代社会里保持活力乃至得到更大发展，它必须经过一番什么样的改造和转化，它的主要局限是什么，应如何突破这一瓶颈等等。这样，我就不能够跟着材料走，跟着历史走，而是首先要自己形成一些确实有意义并且恰当的核心观念，并依据这些观念来选择和组织历史材料。整理这些材料当然要兼顾到历史之真，但我的主要目的并非是求历史之真，虽然我的阐释在很大程度上是采取历史阐释的形式，但目的却不在阐释历史，而是力求阐发一种思想，一种我认为是正确的、具有真理意义的思想。这一真理当然首先是具有时代性的，但同时也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普遍性。所以，很明显，本书主要是一部思想性的著作而非史学著作，主要是论而非史，这是必须首先说明的。 　　由此，我就面临一个如何处理思想与历史材料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还常常以其它一些方式表述出来并引起学术界持久的争论∶例如史学与哲学的关系、考据与义理的关系、史与论的关系、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关系等等，它们所包括的外延虽不尽相同，但在争论的实质问题上基本是一样的。 ⒈纯粹思想性的、几乎不依傍任何历史材料的著作。 ⒉虽然依据许多历史材料，乃至采取历史阐释的方式，但其主旨是要阐发一种思想的著作。 ⒊虽然可能依据某些思想观念，但其主旨是要说明其对象的真实历史的著作。 ⒋纯粹的历史考证性著作，其主旨是辨别材料本身的真伪，收集和整理它们，说明其性质与含义，对它们进行分类排比，以给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大量真实可靠和有序的历史材料。 　　这些界限并不一定总是能划得很清楚的，尤其是在相邻的两类之间，所以，我们还需再加若干说明∶第1类所谓几乎不依傍任何历史材料，当然不是说这类思想家就没有从历史上汲取其思想的养料，也不是说在他的著作中就没有对历史，或对他前面思想家的评论，而是说他的著作不是通过引用历史的材料，或先人的见解来正面组织他的思想，他全然不是以整理和排列历史材料来说明他的思想的，而是直接推出一种自我构建的思想体系或中心观念。黑格尔也写过哲学史，而且，黑格尔思想的性质也几乎可以说主要就是有关发展、有关过程，或者说有关历史的思想，然而1类著作在西方很多，在中国却较少，并且是集中在较早的一端。先秦诸子的著作可以说庶几近之。以后历史上的中国人则大都习惯于在先人提供的思想框架之内，通2类与第3类著作在形式上最不容易分清，它们都要依据许多历史材料，常常是通过历史材料来说话的，要区别它们，看来主要得通过作者在其中表露的思想和撰述的目的，如果撰述一本书的目的是要通过历史材料来阐发自己的一种思想，而且这种思想确实具有某种独特性，那么，这本书就可以说属于第2类；而如果撰述一本书的目的主要是要阐述历史材料本身的性质，以及历史材料之间的真实联系，那么这本书就可以说属于第3类。比方说，黑格尔的哲学史、勃兰兑斯的文学史、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2类，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也可以说属于这一类；而梯利（Ｔhilly）的西方哲学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钱穆的《朱子新学案》就可以说属于第3类。《明儒学案》、《宋元学案》虽然在历史上已属创举，但它们也许还够不上第3类，因为它们还没有达到如当代钱穆《朱子新学案》的水准，还有很浓厚的资料书的特点。总的说，这两类著作在中国也不是最多，尤其第2类，但自近代以来，中国确实出现了大量第3类、乃至第2类的学术著作。4类所说的考证是很广义的，举凡辨伪、辑佚、校注、订正、纂集、整理、文字、音韵、年表、谱牒等等都可以包括在内，它的目的主要是确定真实的材料，或者把有关的材料收集起来，乃至再做一些分门别类的整理。在西方，在这方面有对圣经的诸多注释，有对古希腊罗马乃至中世纪以来历史文化的种种考证，但这些著作并不在西方文化中占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