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二十一：对上海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估算与分析（.docVIP

案例二十一：对上海市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估算与分析( 张 彦 ——————————————————————————————————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非正规就业的广泛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 但 其规模有多大？有关量化信息却极度缺乏，这已经对相应管理制度的建立构成了很 大障碍。为此，本文首先探讨了非正规就业估算的困难以及方法；然后本文选择上 海为研究平台，通过深度开发现有统计数据，主要采用间接测算，给出了2000— 2007年该市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两个有价值的估计量；最后本文就如何取捷径、从 估算走向官方统计提出了具体建议。 关键词：非正规就业 规模估算 分析 官方统计 ——————————————————————————————————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城镇就业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占绝对主流的正规就业模式正日益被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二元化就业模式所取代”（高玲芬等，2005）。如果说改革开放后，我们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为中国庞大的失业人口、流动人口、过剩的农村劳动力提供生存空间的话，那么现在我们举目四望，要让那么多为正规就业排挤在外的劳动人口也端上饭碗，除了非正规就业别无他途。 毫无疑问，非正规就业如今已成为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主要方面，农民工和下岗职工这两大劳动力供给群体的形成，就足以说明其规模已经有多大。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对非正规就业的官方统计基本上还是空白，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政府决策信息缺失或扭曲。而在近年来相继展开学术研究中，尽管有关统计测算的重要性被高度强调，但是文章基本还都停留在统计方法和手段的介绍和讨论上，难觅可作为决策依据或者可作为研究铺垫的具体结果（周国富，1999；高玲芬等，2005）。为此，笔者试图以上海为研究平台，探索出一条测算我国非正规经济规模的现实途径。在中国，要将非正规就业概念及其测算方法真正嵌入现行国家统计制度，可能尚需时日。但不管怎样，给出有依据、有过程的具体估算是我们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迈出的一步。 一、估算的困难和方法 应该指出，“非正规就业”(informal employment)的提出源于国际劳工组织（ILO），并由“非正规部门就业”(employment in the informal sector)引申而来。1979年，Gutmann发表“统计幻觉，错误的政策”一文则揭开了非正规就业估算的序幕。他认为，由于没有考虑到非正规经济的存在，整个国民经济统计存在很大的漏洞，影响了正确的经济决策。 对于非正规就业，现在若论及规模估算，实际上我们不乏能够查到一些数据。问题在于这些数据大相径庭，故未必能反映我国就业的真实状况。例如：在复旦大学公布的《2006年中国非正规就业发展报告》中，2003年我国狭义非正规就业总量约为4700万，约占城镇就业人员总量的18%；而按李烨红文，1996年我国非正规就业者已经达到6026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28.5%，到2000年，非正规就业达到9690万人，这个数字远远高于个体私营从业者数量，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为45.5%，比1996年提高了17个百分点（李烨红，2003）；刘学福等学者则提出，我国1998年约8000万人是在非正规部门就业，2000年末达到9700万，2004年末达到1.54亿人（刘学福等，2005）。 为什么不同研究者提供的数据会如此悬殊呢？首先，以上数据没有交代统计口径。众所周知，对于总量数据，只有统计口径相同才有直接的可比性。例如，同样对上海非正规就业进行总量估算，将非正规就业仅界定为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就业得出的结果，与将非正规就业界定为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就业和正规经济中的非正规就业之和得出的结果，两者差别是很大的。所以，如果统计口径不同，只有将其交代清楚，而后我们才能通过仔细分析，对不同的总量数据进行对比，或者对总量数据的可靠程度进行评估。而在统计口径不明的情况下，对来自不同渠道的总量数据既不好对比，也无法对哪个数据更可信轻下断语。 非正规就业观察容易衡量难。但对非正规就业进行测算，真正的困难并不是统计口径的问题，而是“不可测度”的测度问题（冷熙亮等，2000）。所谓“不可测度”的测度，是指我们可以对非正规就业给出这样或那样的操作化定义，但是要按操作化定义直接取得数据却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这样一来，尽管ILO提出了劳动力调查法（高玲芬等，2005），还有住户调查法（叶世芳，2001）、产业活动单位调查法（曹俊文2003)等可供选择，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要用这些方法对非正规就业进行正面统计和全面调查实不可能。今天非正规就业作为一个新概念已经在中国成功移植，但是它与非正规经济的天然联系（它有不少地方处于法律法规的边缘地带），及其本质上的“非正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