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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美学精神与审美特征 周来祥：同学们好。 我大概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开始接触“美学”的。就是58年，提出了“关于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不平衡的问题”。也就是一个“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能不能和谐”的问题，当时马克思说：“不平衡是一个绝对规律”。那么我就根据中国的情况，提出说：马克思这个规律已经不适合了，我提出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艺术生产应该是和谐规律。《文艺报》当时就登了，全国的“党报”，文艺界的“党报”，绝对权威，他们加了整整一页的文章，在全国引起一个很大的讨论。当时是58年，我28岁。 我从这个观念出发，60年到63、64年，到北京编书，教育部、中宣部，高校给大学生统编文科教材，中间有一本书就叫《美学》，在61年讨论“美的本质”的时候，我提出了“美是和谐”，这是第一次。我说：美是主体和客体，人与对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目的与和公益的”，“自由和必然”的一种和谐的统一。提出这么一个观点，有的同意，也有的不赞成。这以后就是“文化大革命”了我们都遭殃了，我那时候才30来岁呀，我也成了什么“反对权威”，“牛鬼蛇神”，都在横扫之列。 “文革”以后，80年代开始把“美学”的问题扩大到“文化”。当时山东大学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中国传统文化讨论会”，当时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专制主义”，有的人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文主义”，我在会上就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是综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