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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语言研究的新突破 ——《中国濒危语言个案对比研究》成果简介 中央民族大学戴庆厦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濒危语言个案对比研究》（批准号为01AYY005），最终成果是专著《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课题组成员有：季永海、关辛秋、邓佑玲、何俊芳、周国炎、田静、王朝晖、何日莫奇等。 《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是国内外第一部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的专著，书中所用的语言材料，除了历史文献资料外，大多是作者亲自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的。该书提出的一些新观点、新认识，对认识语言如何走向濒危、怎样认识当今世界出现的语言濒危现象，具有比较重要的理论价值；对如何正确认识、对待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出现功能衰退甚至走向濒危的现象，以及如何制定新时期的民族语文方针政策，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该书内容包括满、赫哲、土家、仡佬、仙岛等五种濒危语言的个案研究。每种语言都有社会情况，语音、语法、词汇状态，语言使用情况，造成濒危状态的原因和条件，发展趋势等内容。有的语言如土家语等还附有语法、句子等语料。 该书从濒危语言个案研究中提出了以下几个认识： 一、提出了确定濒危语言的标准。什么样的语言才算是濒危语言？这涉及到对某一语言是不是濒危语言的定性问题。对某一语言是不是濒危语言，不能轻率判定，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否则，会把不是濒危语言当作濒危语言，或把真正是濒危的语言漏掉，这样就不能认清濒危语言的本质属性。这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有害的。中国的濒危语言究竟有多少？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有20多种，有的认为有10多种，甚至还有更多的说法。说法不一的原因，主要是所用的标准不一，此外还与研究者对濒危语言的情况未能全面掌握有关。关于界定濒危语言的标准，过去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其中主要有两种：一种主张以语言使用人口的多少作为判断濒危语言的依据。但具体到多少人口才算是濒危语言，意见也还不同。有的认为不超过1万人，有的认为在5万人以下。另一种主张是以掌握母语的年龄段为标准，认为40岁以下的人若已不掌握或虽懂一点但已不使用的语言是濒危语言。这些看法，虽各自都有一定的根据，但若只用单项标准，则难以准确界定，在落实到具体语言时还会遇到一些困难。只依静态的人口标准是难以划清濒危语言的界线的。 该书经过个案调查材料的对比研究，提出应当以量化的多项综合指标体系为依据来判定一种语言是否是濒危语言。因为濒危语言现象纷繁复杂，在使用人口、使用范围、使用功能等方面都会有所反映，所以如果没有一个量化的、可操作的指标，只依某一单项指标，则难以断定一种语言是不是面临濒危。什么是多项综合指标体系？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用来交际的，都离不开使用语言的人。因此，综合指标体系应该是指与语言功能相关的诸种因素，包括语言的使用人口、使用功能、使用范围、使用频率等。其中使用人口、使用功能是最重要的。使用人口少，固然是许多濒危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正如上面所说的，使用人口少的语言，不一定非是濒危语言不可。语言使用功能急剧下降、使用范围骤然缩小的语言，当它已退缩成少数人使用的交际工具时，可以认为它已面临濒危。由此可说，界定濒危语言不能只依据静态的事实理据，还应看语言功能的动态演变。动态是事物演变的趋势和走向，是依事物的内在特点在演变的，所以往往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 研究认为，综合指标体系可分为核心指标和参考指标两类，其中核心指标是起主要作用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丧失母语人口的数量比例。如果这个民族80%以上的人都已转用第二语言，并有增长趋势，其母语有可能是濒危语言。二是母语使用者年龄段的分布比例。如果这个语言只有中老年人懂得，青少年一代已失传，这种断代特征表明它已具有濒危的先兆。三是母语能力的大小。母语能力的衰退在听和说上有差异，一般是说的能力比听的能力衰退快。如果对母语只有听的能力而没有说的能力，或说的能力很低，说明这个语言的功能已严重衰退，正在走向濒危。参考指标是起补充、印证作用的，包括母语的使用范围、对母语的语言态度，以及与语言使用有关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情况。综合指标体系具有普遍性和适应性，运用到具体语言时在指标的选择或对号上会有不同。根据以上设置的多项综合指标来衡量，我国的土家、畲、赫哲、仡佬、满等语言应界定为濒危语言。 二、提出了造成语言濒危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本书认为造成语言濒危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语言外部的因素，如使用人口少、分布杂居、族群分化、民族融合、社会转型等；又有语言本身的因素，如语言表达和语言功能不能适应社会需要、没有书面文字等。此外还有语言态度方面的，如本族对自己的母语语言的消亡，往往不是由一个孤立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在诸多因素中，必然存在主次之分，其中会有一个是最重要的，它在濒危趋势中起主导的作用。不同的濒危语言，由于社会历史各不相同，语言特点又有所差异，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