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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发展条件下的伦理缺失与风险 科学创造活动，不光是理智和情感的伸展和爆发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磨练一个人意志和品格的过程。从表面上看，科学创造活动指向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与道德境界和品性并无直接的关联。但由于品质因素会强烈地影响科学家的行为活动，并在一定意义上左右着目标的实现，其意义自然是重大的。尤其是在现代化条件下，知识和技术迅速膨胀、所有传统观念的急剧更新使得近代科技创造中所潜伏的矛盾虽然在表层得到某种缓解，但在深层却日益深化并加剧。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甚至任何伟大的预言家也未曾料及的新的社会风险，伴随着科学技术所提供的新机遇一同到来了。对于社会风险，不同领域其风险的表现形式不同，而每一种社会问题往往不是内含一种社会风险，为了使论述更具有针对性，我选择了从伦理学视角，对科学活动中所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伦理缺失与科学创造的风险处加 社会风险是一种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可能性，更直接地说，社会风险意味着爆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一旦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社会风险就转变成了社会危机，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因此科学实践活动纳人风险研究的视野也就在所难免。我认为，科学创造应该具有两种特质，一方面通过创造造福人类，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另一方面，就是用科学创造陶冶情操，提高品质。但是，人类自己利用掌握的知识所制造的社会风险却是不断上升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科学创造增加了人类创造风险的概率，提升了社会行为叠加社会风险的总量。科学创造能否给社会带来风险，对这一问题学界争论很多。刘华杰认为，科学主要讲逻辑自治和经验实证。理性是必然包含在科学精神之内的。假如这个命题成立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科学知识共同的东西至少有两个: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所有的知识都坚持用物质世界自身来解释物质世界，没有超自然力的地位，这大概就是理性精神;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所有的理论都经得起观测的检验，这应该是实证精神吧。按照这一命题，很显然从科学创造本身是无所谓风险的。现实的确是如此吗?比如武器的发明和创造，无论是创造本身，还是创造目的和使用过程，所能够给社会带来的风险不仅是可以预见的，其风险结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朝鲜和伊朗的核浓缩所引发的政治危机一触即发，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我们的观点是科学创造和社会风险是相伴而生的。而且在科学创造中伦理行为的缺失将叠加社会风险。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认为，当前，“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他认为:“风险概念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o’’川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on西记des)也认为，风险概念标识了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根本差异。在自然和传统消亡后生存的世界，其特点是从“外部风险”逐渐向“人造风险”的转移〔’}。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这两种现象可以说也表现得十分突出，这样，社会风险的增加也就带有一定必然性。对风险来说，尽管伦理没有直接参与制造本原风险的过程，但它对风险的衍生和扩充发挥着结构性的动机趋向和功利目的的指向功能。有人认为风险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行动方式有关，但从它的结果来看都是对人和社会所造成的一种危害和损伤。这种危害和损伤的过程都有伦理缺失的因素，也就是说社会伦理融入了风险过程。比如，在信息技术创造和信息知识积累进程中，既为人们提供了快捷的交流工具和手段，但在使用信息技术中的伦理缺失也使人们传播信息中增加了不实的风险信息，为社会非理性行动增加了可能的氛围，强化了风险对社会的冲击力量和强度。 二、科学实践过程中伦理缺失与风险类型 1.科学对工具理性的日益强调，人文精神面临丧失的风险 科学技术自产生以来，已经给人类带来了数不清的实际利益，同时也给人们带来困惑。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去以后，二者之间的关系却又非常紧张，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哲学认为自身有权向科学家们指示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形式和途径。这一方面可以提到谢林，黑格尔或者慕尼黑哲学家巴德尔。但这一做法最终导致了科学家们越来越不相信哲学，甚至开始拒绝任何哲学。这时的科学家大多相信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存在着对科学盲目崇拜的倾向。在中国的大众语境中，就有“科学的殿堂”这一语言符号的广泛运用，这种说法非常明确的显示，科学是我们供在殿堂里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需要仰视。违背科学就要受到“规律的惩罚”。但是，科学靠什么实施这种惩罚?实施惩罚的对象又是什么?这一切都不是离开人类实践活动的“上帝”所能完成的。所以在我看来，我们许多人是以迷信的态度对待科学的。实际上，科学活动本来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在科学活动中，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