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珮论刘知几史学理论.docVIP

刘知几史学理论初探 张振珮 原载《责州文史丛刊》1986年 一、我国古代史学理论溯源 我国有极其丰富的史学遗产，有大量的古代史籍和公私书目的记载为证，是人所公认和不可否认的。但在那大量史籍中，有没有史学理论，在认识上就很模糊，甚至直到现在还存在分歧。谁都承认，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历史才成为一门真正科学，但不等于说过去没有研究史学理论的历史学。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就曾详细批判“以往一切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资木主义社会既有资产阶级的历史理论，为什么前资木主义的阶级社会，就不应有其历史理论呢? 大概由于理论一词，源自希腊，是外来词，就字面讲，我国古文献及书目中确没有出现过。但和史学紧邻学科，如哲学、文学等，不是都在研究古代哲学或文学理论吗?其实，我国古代史学，也自有其史学理论。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指导我国史学思想的，就有直书论、褒贬论，而史贵实录，籍供鉴诫，更是贯串整个封建社会的史学理论。司马迁著史记，除了“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外，“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更把史学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其后班彪及其子固著史，是要“推事理之致，探祸福之机”，以宣传其“穷达有命”、“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的王命论思想，为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服务；然班固断代为史，“综其行事，上下洽通”，在纪传史编制体例上亦有创新之功。王充甲班乙马，张辅劣固优迁，虽亦着眼于通古断代体制之争，终宥于一书一人之得失，至刘勰《文心雕龙》中之《史传篇》，其论史虽非出色当行，然能着眼于编年、纪传体例之得失。把历史编纂学的理论研究，又向前 推进了一步。 二、《史通》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 刘知几生在唐初封建盛世，官私修史亦一时称盛。其家庭世传儒业，他自己自幼即笃好史学，弱冠科举得中后，即倾全力从事史学研究，年方四十，三为史臣，参与史馆修史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实践中的经验教训。由于在史馆中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他从儒家教义中取一些积极因素，吸收韩非、王充等人进步思想，批判继承左丘明、司马迁等人史学理论遗产，运用先分析后综合的方法，全面系统地总结唐初以前史学之得失利病，就史学目的、内容、作用和方法，提出改革方案和意见。他说：“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他是为了史学改革，才总结前史，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史学发展指明方向。 但《史通》一书写成以后，就因其“多讥往哲，喜述前非”，受到一些人的误解和不公正对待。唐末柳璨即有《史通析微》之作，讥诃其失；北宋孙何亦著有《驳史通》十余篇， 宋祁在其《新唐书》传赞中讥其“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欧阳修主修之《艺文志》竟将 《史通》置于集部文史类《文心雕龙》、《诗品》等四家之后，并注云：“刘子玄以下不著录”。从目录学史看，自《新唐志》以降，有沿袭仍置《史通》于文史类者，亦有置于杂史、史评、史学、史钞类者，博学如郑樵，亦误置此书于其《艺文略》正史类通史目中，与梁武帝《史通》、李延寿《南北史》等同入纪传通史之列，可见此书性质一直为人们所误解。《四库总目》将此书置于史评类之首，并在提要中列举其失，在类序中则云：“考辨史体，如刘知几、倪思诸书，非博览精思，不能成书，故作者差稀。至于品骘旧闻，抨弹往迹，则才繙史略，即可成文，此是彼非，互滋簧鼓，故其书动至汗牛。”透露出论史义、史法者与品评史事、史书者不同，亦即史学理论与一般史评不同，对后人颇有启发。故至张之洞著《书目答问》，遂析史评为史法、史事两目，史法则仅录《史通》、《文史通义》等五种。至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梁启超兼采西学，遂谓我国“自有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始有史学”，明确了历史和历史学的区分，并谓“刘知几学说在《史通》”。则《史通》之为史学理论著作，似巳可无庸置疑。然近年仍有谓其书不全面、不系统，其内容仅以历史编纂方法论为主者。《史通》一书，虽以论述历史编纂学为其主要内容，但其讲方法亦有其思想理论基础。至于全面系统，是我们所希望于每一部理论著作的，但不是衡量其是否为理论著作的尺度。 以下仅就刘知几无神论的世界观、进化论的历史观和反映论的认识论三方面，来分析论证他的史学理论。 三、刘知几的无神论世界观 我国自周秦以来，即具有无神论的优良传统。我国无神论大致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不相信天有意志、有人格，亦即不信天命；二是不相信鬼神。春秋末期不断涌现出一些怀疑天命否认鬼神的无神论思想家，如《左传》中就记载子产反对裨灶预言火灾的妄论，说“天道远，人道尔，灶焉知天道”。《国语》中载有范蠡说“日困而还，月盈而匡”，指明太阳出没，月亮圆缺，并没有什么天神主宰。而孔子却是笃信天命的，他自认为“五十而知天命’，把自己的命运和天意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他被匡人围困和被桓魋追赶要杀他时，只祈